诬陷的文学阐释——北宋怀古诗祸评议

北宋怀古诗祸常起于政治对手之间的相互构陷。这种构陷的特征多缘于私人的恩怨,而这种私怨又卷入文人政治的特殊环境和中期党争的斗争漩涡中。怀古诗祸的发生形成了一个阐释运动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陷害者对文本的曲解成为怀古诗阐释中的他释,他释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政治影射的契合点。被陷害者的辩解又成为一种独特的自释。他释和自释构成了怀古诗特有的一种文学解释现象。它的价值意义在于通过这个交替的话语释放,既联结了政治的影射习惯,也实现了文本意义的全面敞开。

论《离骚》诗祸

本文对屈原的《离骚》进行精神分析。从香草与飞天的症候出发,探察诗人的焦虑轨迹,从而分析出掩藏于史籍的一场"《离骚》诗祸",并通过对《惜诵》的精神分析作了印证。文章认为,"《离骚》诗祸"是中国第一大诗祸,《离骚》是屈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创作的分水岭。《离骚》写出了中国文人最痛苦的灵魂,却成了最动人心魄、最具个性的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抒情诗。

江湖诗祸与宋季诗人心态、创作趋向研究

理宗宝庆年间发生的江湖诗祸是南宋的权相专权政治与中下层士人参政议政之风相碰撞的必然产物,它摧折了广大文人参与现实的勇气。受诗祸打击,宋季江湖文人失去了前辈刘过、姜夔等的独立人格,他们或远离政治,从"雌黄士大夫"转而"口不谈世事";或随波逐流,沦为受生存驱使的无行谒客。江湖文人是宋季文坛最活跃、最具创造性的力量,江湖诗祸则是恶化宋季文学生态的催化剂,成为压垮宋季文坛的最后一根稻草,宋季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飘零与衰敝。

明人诗祸的三种阐释维度

诗歌的产生与后代阐释是我们借历史语境考察文化生态的途径之一,而诗祸的产生更是体现了诗歌功能的发展与影响。明人诗祸的阐释有三个维度:其一,诗歌及其语词运用在创作初期拥有作者的创作意图,但解读的过程偏离了作者本意,一部分典故、语词因为有了时代累积的叠加意义,因此也有了多样化解读,诗祸有时便应运而生;其二,读者对诗歌的阐释是基于身份与立场之下的,任何阐释在其立场的制约下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第三,后代读者对诗歌阐释进行的再理解显示了较大的差异,清人对史料中明人诗祸的考察和理解展现了不同时期文人对时代的解构方式。

南宋诗人敖陶孙考论

敖陶孙是南宋中后期颇有特色的诗人,在当时诗坛具有一定地位。针对敖氏的"庆元诗祸"是南宋中后期很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但文献对此事的记载却互有龃龉,通过考辨、梳理,还原了"诗祸"的起因、经过及结果,其生平梗概也得以进一步明晰。敖诗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情感真挚而浓烈。敖氏对江西诗学有着自觉的追求,其诗呈现出鲜明的"江西"风味,通过敖陶孙可管窥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诗坛的境遇及影响。

中国诗的沉重

我们从可以“怨”的中国诗里总是看见令人恐怖的中国诗祸。中国的真诗人为中国诗的“高”地位付出了沉重代价。当永远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带来了一个知识性技术化世界以后 ,中国传统诗人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良心受到了冷遇和排斥。于是他们开始在自己曾经用血维护和坚守着的自由艺术的僻壤上撒离 ,试图与现实社会的商业精神达成妥协。“病蚌成珠”变异为“无病呻吟” ,生命咏叹弄成了精神撒娇。灵魂出窍 ,肉身沉重 ,诗轻得生命中不能承受。这是中国诗的另一种沉重。中国传统诗不是在这种沉重中灭亡 ,就是在这种沉重中新生。

论宋人“含蓄不露”的诗学观

宋人论诗,以“露”为一大病忌,其中讨探最多和避忌最严的是“意露”之病,主要指诗歌造迹作意过于明显而有失委婉蕴藉之旨,而“刺”意显露又是被视为最严重的一种,因为在宋人看来,这不仅关乎诗歌的表意方式,而且关乎诗教乃至诗人的身家性命。而在对“意露”之病的批评中,以深远委曲与含不尽之意为追求的“含蓄不露”的诗美概念亦得以确立。

杨皇后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杨皇后一直缺乏关注,实际上她与宋代文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她的《宫词》是宋代升平诗歌的典型,鲜明地体现出了宋诗歌貌,而且她矫诏废皇子竑而立理宗,引发了江湖诗祸,因此她对宋代文坛影响重大。

“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以元祐两案看宋代朋党及其对世风的戕害

“所守者道义 ,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节” ,是欧阳修及不避朋党之嫌的庆历诸君子的自期。由这样的追求理想人格的“君子”所结成的朋党 ,理应“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但这个“理应” ,由于庆历诸君子未能久居中枢 ,实际留下的只是一个悬念而非经验。本文通过元“君子党”当道时期两例党争的分析 ,说明 :既然结党 ,党见就有了天经地义的位置 ,而“党见”与“道义”虽不必处处如冰炭不能同炉 ,但大致上就是不两立的。所以 ,《朋党论》中所谓“君子以同道为朋” ,固是回击朋党訾议的利器 ,而如以为想与成可以若合符卷 ,只能是奢望而已 !

“哭为千载哭,歌为万里歌”——石天河作品研讨会述论

2014年10月10日,重庆文理学院举办"石天河作品研讨会",与会学者、诗人们就石天河的诗品与人品、诗歌艺术特点和诗学理论价值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一致认为:石天河的自由独立意志、理想主义和不惧强暴的斗争精神是其高尚人格的内容,也是其沉郁悲愤却充满希望的文学风格的内在根源;石老打通古今、融会中西的诗学理论著作《广场诗学》富于极高的创造性,对于诗学理论研究以及诗歌创作都具有重要价值。

瞿佑下狱谪戍原因考辨

瞿佑是明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也是明代最重要的文言小说家。关于瞿佑下狱,谪戍的原因,目前还见不到他自己的说明。在他人的有关著述中,先后存有两说。一是“辅导失职”说,二是“诗祸”说。自晚明以来,学者多持后一说。近日,笔者读到台湾陈益源先生的《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一书。

我说石涛

石涛的名字,大凡学过中国山水画者,无人不知。 石涛,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绘画和理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可是,他的一生却是坷坎曲折。 石涛原姓朱,名若极,1936年生于广西桂林,是明朝宗室靖江王的后裔,明太祖朱元璋十三世孙。幼年,其父因自称监围,被巡抚所擒,械福州,为隆武政权杀害。他出逃,正值清兵入桂,乃藏匿全州削发为僧,法名原济,石涛则是他的字。 颠沛流漓的生活,对于石涛一生似乎是不幸,然而,这反面是有幸。作为明王室后裔,幼年的石涛得到良好而又严格的早期诗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