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其说虽渊源有自,然明确提出此说的,则是北宋的欧阳修,而这又与北宋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在欧阳修之后,此说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看法,遂又有其逆命题"诗能穷人"以及后者的反命题"诗能达人"等观点的出现。

“诗穷而后工”诗学话语谱系的文化阐释

对于中国古典诗学中"诗可以怨"、"发愤以抒情"、"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以及"诗穷而后工"等理论,以往研究者多从美学立场出发,认为其反映了艺术创造的普遍真理:痛苦出诗人。这种理解虽道出了理论的共性,却忽略了话语的差异性,抽空了话语衍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韵味和文化底色。要探讨这一理论就需从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入思,把上述理论视为一个诗学话语谱系,并结合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与话语蕴藉的权力意识,分析这一诗学话语谱系所表征的文化意义。

从“困极而后亨”到“诗穷而后工”——略论欧阳修的易学思想渊源

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诗学思想不仅受到屈原、司马迁、韩愈等人的纵向影响,而且与其自身的易学思想密切相关。欧阳修在易学理论中提出的"物极而必反"的思想,以及他在解释《困》卦时提出的"困极而后亨"的命题,实际上可视为其提出"诗穷而后工"这一命题的最直接的的思想渊源。

权力与话语的平衡点——浅析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多重内涵

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一说,无论对当朝还是后世文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诗穷而后工"的理论是欧阳修在前人诗论的基础上,在北宋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再创造"。从现实的角度看,"诗穷而后工"包含着权力与文学话语、政客与文人身份之斗争与妥协的丰富内涵。依据布迪厄的语言学理论,"诗穷而后工"的精妙内涵与典范意义在于它体现了欧阳修对于"权力话语"与"文学独立性"所作的整合。这位千年前的文坛宗师与政坛领袖,即使并未像后现代主义学者那样清晰地认识到"语言的象征意义与吊诡性质",也已经在实践中将语言与权力的关系运用到了极致。

从“困极而后亨”到“诗穷而后工”——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说的易学思想渊源略论

对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探讨很多是一种历史的考察,往往忽视欧阳修本人的哲学思想对"诗穷而后工"的命题的影响。本文着眼于欧阳修易学思想来看他的"诗穷而后工"的命题。从他的易学理论中"物极而必反"的思想,以及他在解释《困》卦时提出的"困极而后亨"的观点,来看"诗穷而后工"的思想渊源。

“诗穷而后工”原因再探赜

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上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说,下启李贽"发愤"说等,道出了诗人的生命遭际与诗歌创作成就的关系,成为一种诗学共识。笔者认为,诗之所以能"穷而后工",是因为经历困厄穷愁的诗人有强烈的创作动力、容易获得有关普通民众的生活素材、有真挚动人的情感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困厄穷愁更接近生活的本相,因而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诗穷而后工”——浅谈艺术家生命中的压力情境

"诗穷而后工",是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欧阳修最早在他的"穷而后工"论当中就已经提出了这一观点。该命题是从创作经验中提炼总结出来的,它实际上揭示的是艺术家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一种"压力情境":即贫困的物质生活、悲惨命运或屈身辱志导致的压力情景。而压力情景却能够为艺术创造提供强大动力,使其开出灿烂之花。

“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

传统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体上,由于清代词学尊体和通俗文学繁荣,文体地位较低者多被比附于"诗","穷而后工"说由诗而统摄到词、戏曲、小说甚至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涵盖众多文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论命题;在性别视角上,由于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基于女性创作特点而提炼出的"诗福"说问世,这是与"诗穷而后工"相对立的一个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实现了理论的越界与拓展。

“诗穷而后工”与磨难教育

我国文学史上有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不少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文学家,大都“多穷少达”、“数涉忧患”.他们或仕途失意,“多蹇薄命”,或人生厄踬,屡遭不幸,但其传世的著作,却篇篇闪烁着灿烂的思想光辉.司马迁说过:“古者富贵而摩火,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些坚持积极“入世”的古之圣贤,在极其残酷的逆境中,经受住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并把这种磨难和揭示人生真谛的欲望,转化为“言志、书愤”的动力.正如欧阳修所说:“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益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诗穷而后工”刍议

欧阳修在继承前人论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这一诗歌理论具有深刻的内涵:不幸遭遇是文人文学创作的动因、动力;“穷”而“自放”可与外界环境建立更纯粹的审美关系;穷苦之言具有更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更深刻的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

“诗穷而后工”的文化现象阐释

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诗穷而后工”,即穷困激发文学才华的理论由欧阳修提出,韩愈、陆游等人对其继承发展,再到黄宗羲将其提高到诗歌“原本”的高度。这一理论的内涵是受压迫者的不平之气,与人民的愤懑和反抗精神是相通的。作家必须在不同程度上接触和体验人民的生活,只有深刻反映生活真实的作品才能达到艺术上的“工”。

萧红再批评:中国古代文论“诗穷而后工”的当代时效性

“诗穷而后工”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创作批评理论,在当代面临理论生命力的更新与再延续的难题。本文在理论谱系、发生语境与文化意蕴的还原阐述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对此理论进行当代化衍义,注入中国新时代文化内涵;然后将其运用于民国作家萧红的批评个案之中,从“情感之穷”“家国之穷”“民族文化之穷”等方面考察其当代时效性,激活中国古代文论“穷而后工”的当代价值,为中国古代文论重建之路提供具体的现当代文学批评案例。

“诗可以怨”与“诗穷而后工”给中学作文教学的启示

上篇":诗可以怨"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经过历代众多文人学者的提炼发挥,"诗可以怨"被提取出来成为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的重要观点。中国上古之时,诗、乐、舞不分(参看《尚书·尧典》),诗实际上包括了后世所说的文学艺术,故"可以怨"的主语可以扩大指整个文学艺术。

论韩孟诗派创作特色之成因

以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等为代表的韩孟诗派是中唐诗坛上的一朵奇葩。他们以“不平则鸣”为创作思想 ,创作出一大批风格迥异的诗篇。之所以产生这种诗风是有着深刻的心理原因的。而中唐时期诗人创作心理转变 ,韩孟等人仕途的曲折经历及其童年成长的生活体验等方面 ,是韩孟诗派形成独特诗风的重要因素。

刘大槐的诗歌理论

一般认为,清代的桐城派为“文派”,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位开派人物自然都是“文人”。其实,“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钱钟书《谈艺录·四二)。姚南菁(即姚范,号姜坞)是姚鼐的伯父,刘大櫆的挚友,“桐城则姜坞、海峰皆尚是作手”

释“功夫在诗外”

陆游提出并阐释的“诗外功夫”一说 ,对于诗文创作来说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诗外功夫”大抵指作家心灵修养和生活实践两个方面。可以从三个方面对“诗外功夫”引申理解 :“诗穷而后工” ;“情真景真 ,其词必工” ;自然天成为工。

论贬谪的逆境对诗歌天才的玉成

天才诗人的造就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贬谪,这不幸的逆境造就了一代代的天才诗人。从先秦到明清的两千多年,一系列有成就的诗人,无不是因贬谪而创作了水平卓绝的贬谪诗,从而奠定了他们在诗坛的地位。屈原因"放逐"而著《离骚》,以香草美人比喻象征,开拓了我国诗歌创作寄情言志的传统;号称唐代"三大诗人"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和韩愈,宋代的苏轼以及很多朝代的诗人,他们在逆境中创作的贬谪诗,堪称他们的代表作。贬谪诗写的是个人之遭遇,抒发的却是人间之真情;在艺术上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诗歌成就。

“道胜文至”与“诗穷后工”——评欧阳修的文学理论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是宋初诗文复古革新运动的领袖。苏武说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吴充说他“居三朝数十年间,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可见他在北宋文坛上,是一个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他在参加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革新派向保守的权贵集团作斗争的同时,也领导了当时文坛上所进行的诗文复古革新运动,为扫除晚唐和西崑华靡文风。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审美取向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审美取向三木人民本位的文化审美取向与文艺价值观，是毛泽东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之一，这既见之于他的许多有关的论述，也见之于他的审美活动的实践─—诗词创作。艺术作为精神产品，不仅要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要反映“反映者”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