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诗经》异文的文献学价值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简称“安大简”)内容为《诗经》国风,其中丰富的异文材料对于研究《诗经》文献有着重要的意义。将安大简《诗经》与传世文献《毛诗》进行对比研究,细致梳理其中的异文材料,可挖掘简本异文在传世文本校勘、字词训诂、音韵等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同时也可对《诗经》中的一些诗意作新阐释。

“四重境界”融合:《诗经》的劳动教育意蕴及其新时代启示

中国特色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根植沃土和深厚渊源,其中《诗经》不但翔实、生动地记录了先民们的劳动生活,而且深刻构建了中华传统劳动文化观念和精神,形成了以劳动“安身立命”的道德观和“各尽其分”的秩序观。《诗经》具有“四重境界”相融合的劳动教育意蕴,体现为以“诚实劳动”正视劳动教育的“欲求境界”,以“对话精神”开拓劳动教育的“求知境界”,以“责任担当”践行劳动教育的“道德境界”,以“自我创造”实现劳动教育的“审美境界”。以“四重境界”融合观照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追求,一方面须规避劳动教育目的与价值的割裂和对立,另一方面则强调五育融合下的劳动教育实践方式。

周代酒精神的演变脉络——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从以抵抗酒的礼乐精神立国,到不断无礼饮酒而致使礼崩乐坏,周王朝的命运始终与酒捆绑在一起。从《颂》《雅》到《风》,《诗经》清晰地反映了西周以来对酒态度的变化,周文化随着饮酒精神的变化而呈现同步演变。周公制定《酒诰》,确立了周人饮酒的精神基调。从《周颂》《大雅》中祭祀饮酒、孝亲饮酒,到《小雅》《风》中私人宴饮,从以礼饮酒到以酒解忧、以酒和乐,饮酒由公共事务逐渐变为个体行为,酒的功能也逐渐由口腹享受转变为调理身心。为悦友或解忧等私人性饮酒、醉酒逐渐增多,既远离《酒诰》精神,也不断冲击着礼乐制度。特别是随着宴饮频繁举行,人们对醉酒的态度由规避到接受,甚至饮酒不醉反被耻笑,对醉酒的态度完全被颠覆。酒逸出礼乐之外,标志着周朝的制度与精神双重解体。如何安顿张扬欲望而充满反叛性的酒,成为春秋以降的时代课题。

宋代《诗经》学“以情解《诗》”新论

宋代在古代《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以情解《诗》”,具有重大的《诗经》学史意义。宋代学术革新的引领者欧阳修首倡“以人情求诗义”,并经由北宋中期学者发扬光大,在南宋前期学者王质这里达到顶峰,继而愈来愈呈现出道学的流派色彩。以情解《诗》之所以形成于宋代并广受欢迎,根本在于《诗经》“出于民之情性”的属性,先儒确立的“诗言志”传统与魏晋以来的“诗缘情”新说都是它的学理渊源,加上宋代士人受出身影响而养成了喜言情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最终服务于建立有别于汉唐的“宋学”《诗经》学的目标。另一方面,以情解《诗》存在着以今度古、以偏概全的缺点,并非诠释《诗经》的“灵丹妙药”,宋人自己业已反思其弊。最重要的是,宋人虽重“情”,但对“情”持有实质性的贬抑态度,所重之“情”一定是添加了“正”字的“正情”,《诗经》学宗旨正是达于经学意义的“性情之正”“敦厚之义”,因此,以情解《诗》是经学范畴的理念与实践,并非文学《诗经》学的标志。

论周代歌诗的“文本化”--兼论《诗经》中复杂文本的成因

歌诗的“文本化”过程,脱离了动态立体的乐用语境,剥落了“乐本”诗辞之外的其他乐用信息,使得歌诗成为平面、静态、固化的纯文本,造成部分歌诗文本的歧杂和诗义的难解。今本《诗经》中的复杂文本,如一些不整齐的叠咏曲式,可能是歌诗“文本化”不当造成的变异。某些原本属于“变调歌辞”的比兴之辞、章末乱辞、成辞旧调,也在“文本化”过程中被写录成了常态化的文本。作为高度“文本化”结果的今本《诗经》,并不能据以还原周代歌诗生成与歌唱的真实样貌。

“一倡三叹”新诠——兼论《诗经》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倡三叹”中的“一倡”是指早期《诗经》仪式乐歌中的启始乐章,“三叹”则是指与“一倡”具有相同仪式目的的同一组颂歌。这些乐章表现出明显的组诗形态,实质上就是《诗经》音乐系统的构成部分。其音乐系统关注一组仪式乐歌在具体仪式中的目的性和制礼作乐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权力和威望,而《诗经》文本系统则更加注重诗义的阐释,这与当时外交辞令中语言运用的功能性密切相关。

《诗经》里的河南农业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了解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重要窗口,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河南是《诗经》中许多诗篇的背景地,大量的农事诗述写了当时人们的农耕经验、稼穑之艰、农具农时以及蕴含在农作劳动中的生存智慧、思想法则与生活观念等,留下了了解河南早期农作物、农耕生活、农业工具、耕作管理以及农村生活景象等农耕文明的宝贵史料。品鉴《诗经》,可以一窥河南早期农耕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诗经》学名家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顾炎武〈诗经〉学研究》

卢玮玮博士所著《顾炎武〈诗经〉学研究》一书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字,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该书以顾炎武治《诗》为研究对象,素材主要涉及顾氏《诗本音》《日知录》论《诗》内容、其他著作中引《诗》论《诗》条目等三部分,目的是全面呈现顾炎武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及对后世《诗》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书是目前学界首部对清初大家顾炎武《诗》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对当代《诗经》学研究薄弱领域具有重要的创新与填补意义。

诗与歌的离合与正变——以《诗经》和刀郎作品为例

远古时代,诗与歌,或者说文学与音乐本就是一体,《诗经》作为一种诗、乐、舞三合一的“混合艺术”,最早揭示了诗与歌离合与正变的内在规律。而作为“阅读文本”的现代新诗则不同,尽管其也以“诗歌”标目,本质上却与“歌”毫无关系,加上其失去了礼乐和伦理的约束,在“以义为用”和泛个人化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只能走向“曲高和寡”与“曲低和寡”的双重困境。正是在此背景下,刀郎新近音乐专辑《山歌寥哉》的问世,作为“混合艺术”的“复活”和“以复古为新变”的当代标本,具有了被讨论和诠释的重要诗学意义。刀郎打破了诗与歌原本已经固化的界限,展现了新时代背景下“诗歌合流”的动人前景,为这个文学与音乐渐行渐远、诗与歌各行其道的时代提供了诸多可能性,预示着一个诗歌新纪元的到来。通过对《诗经》到刀郎的中国诗歌离合与正变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一个具有规律性的诗学印象:越是诗歌合流,越具公共性的价值关怀,越能赢得群体性的欣赏和接受,反之,越是诗歌分家,阅读至上,个人化程度势必越深,作品内容与民众痛痒无关,也就越难以实现受众群体的时空跨越。

安增才《诗经》英译本:英汉对照的有益尝试

安增才《诗经》1999年译本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诗经》汉英对照全译本,该译本由中国《诗经》领域的研究专家与英语翻译专家合作完成。这一译本重视考据,采用汉英互鉴互补的模式,建构了一个开放合理的《诗经》阐释体系,旨在为西方读者提供一个易于理解和接受的版本。这一译本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也促进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诗经》英译复译者的副文本行为模式——以理雅各与汪榕培为例

世纪之交,译本副文本成为翻译批评的新视角、新内容,尤其对译者研究起到了在场的、以示正听的作用。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观照下,本文比鉴《诗经》英译者理雅各与汪榕培的副文本操作,分析各自翻译“求真”与“务实”方法的意图、形式与功能,甄别解读式与可读型《诗经》译介的动态演化。

《诗经》中的劳动与美及其当代价值意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的生产劳动,劳动创造了《诗经》,又以其美的艺术特质反映先民的劳动生活。一部《诗经》就是一部劳动与美的史诗。在《诗经》里,劳动不仅是维系生活的必要手段,也是人化自然之美、彰显人性之美的途径。继承《诗经》劳动与美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凝聚力量,为社会主义教育培根铸魂。

《诗经》的文化品格探析——以《采薇》为例

《诗经》以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历久弥新的影响。《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深受文人、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喜爱,鲜明地体现了《诗经》所具有的四大文化品格:诗的主体不同而主旨迥异,彰显诗的开放性品格;诗的情义在铺陈转换中升华,凝练成诗的人性品格;诗中的“薇”等物象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具有象征意蕴,寄寓着诗的拟人化品格;诗在流传中被人们盛赞、运用和模仿,已内化为中华文化和汉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成了语文品格。由此,可揭橥《诗经》备受青睐、具有跨越时空魅力的内外原因。

以《诗经》为资源的文创产品开发路径探索

文化产业可以通过追求国际性进入巨大的市场,也可以通过发展地方性实现文创产品的独特价值。在文创产品的开发中,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创意资源,通过发挥自身优长来作为发展策略,是应有的一个重要选择。在以《诗经》为核心资源进行的文创产品开发中,“诗经里”文旅小镇是一个代表性案例,它显示了文创产品开发的三个可行路径:以《诗经》经典意象为创作元素;多层面挖掘《诗经》符号;寻找《诗经》精神与产品的契合。

《诗经》中的水上运动记述与当代体育借鉴

《诗经》记录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余年间的作品,是中华民族形成以前的为数不多的文献之一。整部《诗经》约三分之一内容均与水有关,其中包含了很多与水相关的活动,最早关于游泳的记载就出现在《诗经》中。《诗经》中所见水上活动主要源于生产生活和出游的需要,主要方式有徒涉、腰舟渡、游泳、潜水、乘筏、泛舟等,基本特征表现为:“勇”是早期水上活动的重要精神,与同时期陆上体育活动相比水上活动发展较慢,但初步具备了追求身心健康的功能。《诗经》中所记述的很多水上活动对当代体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徒步渡河、扎筏泅渡、抢滩登陆拓展训练和龙舟竞渡等当代水上运动都是对《诗经》中水上活动开拓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明末大儒黄道周的《诗经》观论析

明末大儒黄道周在《诗经》方面造诣深厚。他以“诚正”来定位《诗经》,认为其蕴有精理奥义、旨趣可绎。同时他对《诗经》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如“孔子删诗”“《诗》亡,《春秋》作”“二南之义”“郑声淫”等都提出了独特的认知。黄道周在诠释《诗经》上,汉宋交融、四家兼采,同时注重《诗经》的文学性,体现了晚明《诗经》学发展既综摄又创新的特点。

海昏汉简《诗经》研究三题

学术界广泛认可海昏汉简《诗经》为《鲁诗》。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文本内容来看,海昏汉简《诗经》符合“故”的文本特征,因此,疑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鲁故》。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的编连,应符合古书正文在小题前而小题又在大题前的通例,标题简应当置于末尾而不当在前。据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中“予其惩而八”可知,《周颂·小些》“予其惩而些后患”当断句为“予其惩而,些后患”,与《毛诗》同。

《诗经》婚恋诗中水畔景观的成因及美学意蕴

《诗经》婚恋诗常常发生于水边,微妙的感情在水边悄然兴起、流散、变化,在水波流转中愈加深沉复杂,伴随着对水边场景的描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水畔成为《诗经》婚恋诗中的典型景观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原因,水文化认知是其文化心理的源泉,加之《诗经》独有的抒情方式,赋予其独有的美学意义。

家国情怀视角下《诗经》时代价值的六重蕴意

《诗经》是周代“家国一体”政体形式的宣传书,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人文精神。基于家与国的框架,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维度挖掘和阐发《诗经》的时代价值和精神标识,展现人与自然、天帝的演绎逻辑,展现家庭、国家、外邦的共生逻辑,展现统治者与普通劳动者向往的理想社会。与此同时,以时代精神激活《诗经》的生命力,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供思想来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力量。

跨文化视域下《诗经》意象翻译的对比研究——以《关雎》为例

一、“意象”的含义意象是“意”和“象”的统一体。“意”(image)即人的主观情感,“象”(symbol)即表意的符号及形象。意象,指写作者的主观情志和外在物象的结合,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的情感活动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写作者借物抒情,以“象”表“意”,创作出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学形象。读者通过作品中的意象,品味其中之意蕴,获得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