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经》学“以情解《诗》”新论

宋代在古代《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以情解《诗》”,具有重大的《诗经》学史意义。宋代学术革新的引领者欧阳修首倡“以人情求诗义”,并经由北宋中期学者发扬光大,在南宋前期学者王质这里达到顶峰,继而愈来愈呈现出道学的流派色彩。以情解《诗》之所以形成于宋代并广受欢迎,根本在于《诗经》“出于民之情性”的属性,先儒确立的“诗言志”传统与魏晋以来的“诗缘情”新说都是它的学理渊源,加上宋代士人受出身影响而养成了喜言情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最终服务于建立有别于汉唐的“宋学”《诗经》学的目标。另一方面,以情解《诗》存在着以今度古、以偏概全的缺点,并非诠释《诗经》的“灵丹妙药”,宋人自己业已反思其弊。最重要的是,宋人虽重“情”,但对“情”持有实质性的贬抑态度,所重之“情”一定是添加了“正”字的“正情”,《诗经》学宗旨正是达于经学意义的“性情之正”“敦厚之义”,因此,以情解《诗》是经学范畴的理念与实践,并非文学《诗经》学的标志。

安大简《诗经》异文的文献学价值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简称“安大简”)内容为《诗经》国风,其中丰富的异文材料对于研究《诗经》文献有着重要的意义。将安大简《诗经》与传世文献《毛诗》进行对比研究,细致梳理其中的异文材料,可挖掘简本异文在传世文本校勘、字词训诂、音韵等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同时也可对《诗经》中的一些诗意作新阐释。

周代酒精神的演变脉络——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从以抵抗酒的礼乐精神立国,到不断无礼饮酒而致使礼崩乐坏,周王朝的命运始终与酒捆绑在一起。从《颂》《雅》到《风》,《诗经》清晰地反映了西周以来对酒态度的变化,周文化随着饮酒精神的变化而呈现同步演变。周公制定《酒诰》,确立了周人饮酒的精神基调。从《周颂》《大雅》中祭祀饮酒、孝亲饮酒,到《小雅》《风》中私人宴饮,从以礼饮酒到以酒解忧、以酒和乐,饮酒由公共事务逐渐变为个体行为,酒的功能也逐渐由口腹享受转变为调理身心。为悦友或解忧等私人性饮酒、醉酒逐渐增多,既远离《酒诰》精神,也不断冲击着礼乐制度。特别是随着宴饮频繁举行,人们对醉酒的态度由规避到接受,甚至饮酒不醉反被耻笑,对醉酒的态度完全被颠覆。酒逸出礼乐之外,标志着周朝的制度与精神双重解体。如何安顿张扬欲望而充满反叛性的酒,成为春秋以降的时代课题。

以《诗经》为资源的文创产品开发路径探索

文化产业可以通过追求国际性进入巨大的市场,也可以通过发展地方性实现文创产品的独特价值。在文创产品的开发中,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创意资源,通过发挥自身优长来作为发展策略,是应有的一个重要选择。在以《诗经》为核心资源进行的文创产品开发中,“诗经里”文旅小镇是一个代表性案例,它显示了文创产品开发的三个可行路径:以《诗经》经典意象为创作元素;多层面挖掘《诗经》符号;寻找《诗经》精神与产品的契合。

《诗经》婚恋诗中水畔景观的成因及美学意蕴

《诗经》婚恋诗常常发生于水边,微妙的感情在水边悄然兴起、流散、变化,在水波流转中愈加深沉复杂,伴随着对水边场景的描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水畔成为《诗经》婚恋诗中的典型景观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原因,水文化认知是其文化心理的源泉,加之《诗经》独有的抒情方式,赋予其独有的美学意义。

家国情怀视角下《诗经》时代价值的六重蕴意

《诗经》是周代“家国一体”政体形式的宣传书,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人文精神。基于家与国的框架,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维度挖掘和阐发《诗经》的时代价值和精神标识,展现人与自然、天帝的演绎逻辑,展现家庭、国家、外邦的共生逻辑,展现统治者与普通劳动者向往的理想社会。与此同时,以时代精神激活《诗经》的生命力,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供思想来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力量。

“一倡三叹”新诠——兼论《诗经》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倡三叹”中的“一倡”是指早期《诗经》仪式乐歌中的启始乐章,“三叹”则是指与“一倡”具有相同仪式目的的同一组颂歌。这些乐章表现出明显的组诗形态,实质上就是《诗经》音乐系统的构成部分。其音乐系统关注一组仪式乐歌在具体仪式中的目的性和制礼作乐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权力和威望,而《诗经》文本系统则更加注重诗义的阐释,这与当时外交辞令中语言运用的功能性密切相关。

守正创新:苏轼的《诗经》学思想新探

苏轼在《问<小雅>周之衰》和《既醉备五福论》中间接表达了基于《诗经》学术问题而形成的观点,其思想兼具守正与创新。在汉唐学说影响下的苏轼形成了对《诗经》基本性质、重要命题等内容的理解,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部分。苏轼文章善发议论,高倡“人情”,强调《诗经》的文学属性和通经致用的儒家传统,既是“三苏”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在北宋初年新旧学术交流碰撞的浪潮下文人学者的思想变化,为研究当时《诗经》传播、接受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以《既醉备五福论》为代表的议论文章也具有独特的《诗经》学文献价值。

《左传》所引《诗经》的音乐形式、结构与组合考

《左传》所引《诗经》是“歌诗”“诵诗”“赋诗”,均可归为声乐的诗乐形式。“歌诗”重在歌唱,多作礼制仪式用乐,由乐工表演,歌唱时有瑟作伴奏。“诵诗”与“赋诗”重在“吟咏”。这些乐诗涉及《诗经》中的《风》《雅》《颂》,而以《风》《雅》诗篇为主。从其唱词分析,《风》《雅》乐诗歌曲结构趋同,显示出俗乐对诗乐结构的影响。结合各类乐诗的组合使用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礼乐用《诗》的等级规制已被打破,呈现出礼乐发展的衰迟之势。

浅谈《诗经》中饮食器具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的历史,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史料。全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共三百零五篇。《诗经》记载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真实地展现了周代各个阶层的社会风貌。《诗经》记载的饮食器具十分丰富,如鼎、俎、笾、豆、簋、尊、爵、斝、罍、兕觥等,它们不仅作为器具使用,还体现着当时尊卑、中和、礼仪等文化内涵。

《诗经》风诗叙事及其传统——《诗经》研读笔记之二

《诗经》十五国风,长短160首诗,记录着上古社会生活和周人情感活动的种种情况与风貌,它们同《诗经》中的史诗一样,贯穿着并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抒(情)叙(事)传统。它们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恋爱家庭、农事生产、战争徭役、对统治者的美刺等几大方面。以往因为叙事一直受到忽视,风诗常被笼统称为抒情诗,中国文学也被说成是只有“一个抒情传统”。本文试取叙事视角,指出《诗经》风诗中不少篇章与历史记载可以互证,有的诗篇明显叙述一个故事(或个人经历),有的诗表面虽未直赋,却通过比兴、咏叹、对话、独白乃至写景抒情暗示出其背后实含一桩事情,从而切实地反映出生活的一角。这种“事在诗外”和抒叙浑融的现象是《诗经》风诗的重要艺术特色。运用叙事分析方法读诗,能够更全面细致地揭示抒情诗的丰富内涵,也更确切地理解中国文学从源头开始就贯穿着互惠博弈的抒叙两大传统,而绝非只有一个抒情传统。

《诗经》与山水之助

《诗经》作为中国早期的儒家经典,流传两千余年而生生不息,山水之助是其经典性的重要成因。《诗经》多以山水为重要意象,诗人通过对山水起兴隐喻功能的运用,将个体自然人性、人生与社会多方面内容融入其中,创作出一系列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的经典意象与话语,熔铸成《诗经》丰富的人文价值,并成为《诗经》经典性的内核,体现了人文价值与自然山水的交融共生。这种经典性在屈原《离骚》中获得代兴,形成中国文学《诗》《骚》并举的局面。六朝时期随着文学的自觉,诗歌的发生与创作转向人生与内心世界之中,诗歌的经典性获得重新构建。

论《诗经》中以传承典范为目的的乐歌书写

《诗经》的结集过程延续数百年,其间《诗经》的礼乐教化功能日渐明显,因之有些需要被传承的典范理念、行为规范等便被创作为乐歌收入《诗经》中,以借助《诗经》的经典地位达到传承教化的目的。目前所传《诗经》文本中的有些篇目体现了《诗经》创作编辑过程中对某些典范理念的传承式书写。如《载芟》《良耜》重在强调传承重农传统,《七月》《甫田》《大田》重在展现农业生活规范和准则,《楚茨》《信南山》偏重于强调祭祀仪式的规范及亲备祭品以示诚敬的祭祀传统,《宾之初筵》则着重强调燕飨仪式场合的饮酒规范和限酒传统。此类乐歌的存在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诗经》在周代的礼乐文化承载地位,另一方面也为后世相关礼乐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诗经》中贵族诗篇的“崇德”意识与话语方式

在西周初中期的诗篇中,“德”是王室主导的一种话语修辞:“德”是王室获得“天命”的根由,是王室推行政策等行为的一种修辞话语,是王室对贵族的一种期待和要求。这三个方面到厉、宣时期有了新的变化:“德”由对贵族群体的要求在厉王时期变为贵族针对王个人的纳谏话语,诗篇对王室修养之“德”的歌唱转为颂赞贵族的修辞话语,诗篇对王室“德”政继承性的鼓吹转变为对军事战功的修辞话语。幽平之际,贵族诗篇对于“德”的宣扬,由于作者的身份以及面对的对象的不同,又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与话语形式。

华锺彦先生文学视角的《诗经》研究

华锺彦先生十分强调文字学、训诂学在《诗经》释读中的作用,重视时代背景,善于知人论世。他注重文学的评赏与感悟,最重真情,若以虚假或矫情为诗者,词虽美亦不足取。《诗经》“美刺”之外,拈出“悯”一类诗,将美、刺、悯三者并列,是华先生的独创,可视为对《诗大序》的发展。诗人感情的表达是和思想紧密联系着的,二者常常难以分开。在讲解某些篇章时,华先生常常会不自觉地联系社会人生,生发感慨,这当与他本人学者兼诗人的特点有关。在叙事兼抒情诗中,他认为“省略”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这是诗歌尚简约的特点决定的。华先生还特别重视《诗经》的“乐歌”问题,即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论诗,指出一些诗章,尤其是劳动时的歌唱,只要积极、愉快、有美感,便是好诗。

《毛诗名物图说》图释《诗经》的学术价值

清代学者徐鼎所著《毛诗名物图说》,以文图互证的方式考证《诗经》名物,是《诗经》名物考证与图释的总结性著作。徐鼎深受乾嘉学风陶染,不以孤证,严谨考证《诗经》名物,群征博引但不拘门户,不循旧解,每有发明。其《毛诗名物图说》将图释《诗经》名物提高到和考证同等地位,一物一图,以大量生动形象、趣味直观的名物图像补充佐证考证结果,帮助探究诗义,使图释《诗经》名物取得重大突破。是书图文互注,以文证图,以图释文,是《诗经》名物和图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诗经》学史上具有突出价值。

安大简《诗经》与《毛诗》异文类别研究——以“音近可通”为例

安大简《诗经》作为目前已知最早与今本《诗经》可对应的版本,其异文价值不言而喻,这使得其与《毛诗》的异文类别研究成为必要。从这样的整理中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安大简《诗经》的文献地位以及与传本《毛诗》的文本关系。文章以“音近可通”这一异文类别为例,从异文的具体分析、字用情况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反映出《诗经》在流传过程中的文献状态。

春秋时期《诗经》在楚国的赋引传播

在引诗赋诗风气大盛的春秋时期,楚贵族同样以赋引的方式对《诗经》进行传播。在赋引传播中,一方面楚人多用《雅》《颂》,重视诗义的阐发,既体现了楚人取信于民的政治理念,也暗含了楚人期望通过学习正统的礼乐文明以得到中原诸侯国认同的民族心理。同时,赋引《雅》《颂》也是楚人实行兼并战争等政治行为的重要理据;另一方面,传世典籍记载了春秋时期楚人两次赋引《风》诗,借助楚简《采风曲目》对楚人引用的《风》诗进行研究,发现楚人通过赋引《风》诗以表达对不被礼教束缚的男女自然真情的追求。

婚嫁喜歌中的《诗经》元素略论

婚嫁喜歌是民间流行的与婚礼相伴而行的意在祝颂、祈福的歌谣。喜歌虽主要通行于民间,但它同样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其中对于传统经典《诗经》屡屡引用是一显著特色。本文即以婚嫁喜歌中所融合的《诗经》元素为研究对象,就婚嫁喜歌援引《诗经》的情境、所引《诗经》文句的类型与篇目、《诗经》元素融入的方式、融入《诗经》元素的原因、所融《诗经》元素的价值等方面展开探讨,展现经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动,探究民间小传统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