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诗经·国风》次第研究与今文经学理论的建构

魏源《诗古微》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道光初年刻二卷本,另一种是道光二十年二刻二十卷本。《诗古微》初刻本与二刻本关于《诗经·国风》次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其初刻二卷本《国风》次第不同于《毛诗》《左传》和《诗谱》,是一种全新的顺序,在二刻二十卷本中,魏源放弃了这一次第,而借鉴了郑玄《诗谱》的次第,并对其义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魏源《国风》次第研究前后的差异与其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密切相关。魏源《诗古微》关于《国风》次第的研究对于现代的《诗经》学研究仍然很有意义。

《诗经·国风·野有死麇》英译形象变异与重构

《诗经》是汉语古诗源头,在英语国家深受汉学家青睐,其中多篇都有数个英译本,《国风·召南·野有死麇》即是极具代表性篇章,理雅各(James Legge)曾于1871年、1876年和1879年三次翻译该篇作品。其中,1876年译本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在跨语言转换中经外在符号、内涵符号和历史文化等层面重构后呈现更加浓厚的经学特征和教化功能。译本中的二者形象不仅是原文中男女主人公形象重构,也是译者语言与历史文化观重构,形象变异与重构与译者所处历史文化模式形成互动关系。

《诗经·国风》的篇章结构及其文化属性和文本形态

《诗经.国风》的篇章结构主要有两种模式:或是采用三章成篇模式,或是采用两章成篇模式。三章成篇模式是受周公制礼影响的产物,渗透的是以三为节的理念,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结晶;在周代礼乐文明浸濡较深的地域,三章成篇作品所占比例较高。两章成篇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民间歌谣属性,其作者多为普通士人和百姓,在题材内容和音调上都疏离于周代礼乐文明。《诗经.国风》将这两种结构模式的作品都加以收录,体现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礼乐文明与民间文化的整合。同时,《诗经》编订者在对《国风》作品进行排列时,更推重三章成篇的作品,显示出对礼乐文明的认同和维护。多篇成章的作品,则显示出抒情诗和叙事诗在文本形态上的差异。

《诗经·国风》中的植物英译及中国文化意象的传达

文章在统计和总结汪榕培、潘智丹的《英译〈诗经·国风〉》著作中所出现的植物名称的种类、英译的基础上,从训诂学、名物学、文学翻译等角度对其英译进行分析。目的是考证其英译和文化意象的传达,希望对中国典籍英译实践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笔者首先分析《英译〈诗经.国风〉》共出现的79种植物英译,认为其中值得商榷的有"唐"、"条"、"黍"和"稷;"然后提出相应的更能"传神达意"的翻译,尤其强调传达原作中特有的中国文化意象;还探讨了上述翻译欠妥的原因。最后文章简要说明了文化意象传达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性,并就《诗经》乃至典籍翻译提出了三方面建议。

西周时期民间家庭教育内容管窥——以《诗经·国风》的探析为例

从家庭教育角度探析《诗经》的民歌部分 ,也是其精华部分的《国风》 ,其内容主要有自然、生活常识 ,生产、生活技能 ,德行、修身之道和崇拜、祭祀之理等几个方面。由于《诗经》诞生的特定社会背景以及作为教育内容的经典性 ,从这些内容中可大致看出西周时期民间家庭教育内容的基本面貌 ,也可以此为起点 ,静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间家庭教育内容的演变和发展 。

《诗经·国风》婚恋诗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通过对《诗经.国风》婚恋诗中绎析知道:先民们从人类第一次理性觉醒中暂获解放,并且能够坦诚面对自己本真的情感。其中作为婚恋主体中最为重要的女性形象,在受到周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的影响和牵制下,能以自身特质的情感将此阶段中的女性推入文学的长河。

浅论《诗经·国风》中的水文化意象与女性情感表达

《诗经·国风》成功塑造了较完整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的美好品格和自我意识,而这些多是通过水文化意象来表现的。本文试从活动环境、兴情之物、呐喊工具三个方面讨论水与女性个性展现的关系。

论《诗经·国风》中的爱情诗

《诗经·国风》中的爱情诗反映了先民的爱情生活,特别是女性的爱情生活。在这些爱情诗篇中,女性作者记自己的感受,写自己的历史,抒内心的体验,表达了一种对真诚的爱的渴望与追求。从诗歌所表现的她们在恋爱、婚姻中的种种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中,可以看出她们是一群敢爱、敢怨、敢恨的女性。

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诗经·国风》的植物隐喻

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运用隐喻的修辞手法,借植物表达较为抽象、不易言表的情感;《诗经·国风》中也包含大量植物隐喻,借以表达诗人的情感世界。隐喻的本质是认知,是一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将莎翁十四行诗与《诗经·国风》中的植物隐喻归为三个大类,即"爱情花"隐喻、"野草"隐喻和独有植物隐喻,分析中西方植物隐喻源域与目标域的映射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发现,虽然两部作品选择不同植物对同一目标域进行映射,但不同植物之间存在共同蕴含,形成隐喻连贯,由于人类身体体验,即认识事物的顺序与体认特征具有相似性,因此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彼此诗歌的蕴意。

《诗经·国风》中的植物意象与女性美

在我国古代诗歌里,形容女性之美总是与植物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形容其外表美还是内在美,往往以植物喻之。我国诗歌的源头——《诗经》,更是其滥觞。其中的植物意象多达一百多种,尤以《国风》为多。《国风》中的许多诗篇塑造了女性之美。探求植物意象与女性容貌形体美、德行美以及情感美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赏析《诗经》所蕴含的审美意义。

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解读《诗经·国风》中的桑意象

在现有的《诗经·国风》"桑意象"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文化生态理论来剖析"桑意象"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指导,试图揭示《诗经·国风》中"桑意象"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演变的历史动态过程,认为桑意象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是:桑树-桑女/女子-爱情/母亲-家园。从文化生态理论中关于人、环境和文化的互动交织关系角度,进一步探讨了桑意象演变的文化生态原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桑树崇拜、土地崇拜、生殖崇拜,另外"桑"与周代人口政策、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诗经·国风》中动物名称英译的考证——以《秦风·小戎》一诗中“骐馵”为例

在统计和总结汪榕培、潘智丹的《英译〈诗经·国风〉》译作中所出现的全部58个动物名称的种类、英译的基础上,以《秦风·小戎》一诗中"骐馵"为例,利用跨学科、综合性的考证方法,即从训诂学、名物学、文学翻译等视角对其英译进行具体考证,考证结论是《秦风·小戎》一诗的"文茵畅毂,驾我骐"中的"骐馵"被译为"Black horses with white legs"是译者"创造性的叛逆"的体现。翻译中的细致、正确的考证行为和过程对中国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启发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两方面:①能正确传播中国文化;②有助于我国译论建设和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

由承袭走向创新:以《诗集传》对《诗经·国风》婚恋诗诗旨的解读为例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学研究史上无法略去的一座高峰。这部著作对《诗经·国风》中婚恋诗的诗旨的解读与《小序》相比,既有承袭,又有创新。创新之处一方面表现为朱熹明确提出"淫奔之诗",另一方面表现为他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真情实意。所以,《诗经·国风》中婚恋诗的诗旨呈现多元化特征。他的这种创新精神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诗经·国风》中求之不得的爱情与缺失性体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带有各诸侯国地方色彩的十五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诗经》内容广泛,意象涉及众多,其中"情"是水意象之作的核心内容以及恒久魅力所在,而爱情又是水意象的焦点。因此,文章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分析诗人在缺失性体验观照下所描写的兼具水意象和"求之不得"的爱情。

尚玉意识在《诗经·国风》中的表现方式

玉以其特有的珍异润朗、光洁清澈赢得了人们的钟爱和礼赞 ,因而在广大群体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尚玉意识。尚玉意识自古有之 ,在距今 2 50 0余年的《诗经·国风》中就有大量反映尚玉意识的篇章 ,其表现方式大致有三种 :即玉作饰物 ,玉作信 (礼 )物 。

理雅各《诗经·国风》译本附翻译策略分析

由理雅各翻译出版的史上首个《诗经》英文译本,对于《诗经》以至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在该译本中,附翻译策略应用广泛。本文根据附翻译策略分类,归纳整理了理雅各《诗经·国风》英译本中的各种附翻译策略,并尝试就该译本为依托,发现更多附翻译策略,以期能为《诗经》翻译、古诗英译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助力。

《诗经·国风》中的情诗和南朝乐府之比较

《诗经·国风》和南朝乐府民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朵奇葩,它们的繁荣说明古老的中国也曾经有过发达的情诗。它们相隔千年,在以爱情、女性为主题的共性下,从社会背景到文体风格等也存在着诸多盖异。

《诗经·国风》第一人称诗中的女性意识浅析

《诗经》十五“国风”中“第一人称诗”占一半以上,而在所有“第一人称诗”中出自女性之口的又占三分之一强。这些以女性口吻抒写的诗篇传达出一种后世文学所欠缺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在诗歌中主要表现为女性对人性本真的追求,它包括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不息的自强意识。

《诗经·国风》“春天”之探微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出现了大量与"春天"有关的诗句,并以相关景物的描写来说明当时的季节。本文将以《诗经·国风》为例来探讨《诗经》中的"春天",从中反映出"春天"的体现方式"、春天"与"兴"的关系以及"春天"的某些民俗内容。

一群敢爱、敢怨、敢恨的女性——论《诗经·国风》中的爱情诗

《诗经·国风》中的爱情诗反映了先民的爱情生活 ,特别是女性的爱情生活。他们记自己的感受 ,写自己的历史 ,抒内心的体验 ,表达了一种对真诚的爱的渴望与追求。对诗歌进行梳理 ,以期探寻她们在恋爱、婚姻中的种种喜怒哀乐、悲欢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