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回的诗统论

方回建构了以一祖三宗为主干、上溯《诗经》风雅传统并与汉魏晋南北朝相接的诗统论,并从其所建构的道统论中汲取了建构诗统论的方法。它的哲学基础是文以载道,特点是融创作论、批评论与作家论于一体,注重文学史内部发展的规律,诗学批评的标准是诗格论。

姚华曲学观的“诗统”意识

晚近姚华适为"通人",他最为世人肯定的学问是曲学。姚华曲学在其"诗统"阐释中彰显出总结性、系统性,以其曲学专著《曲海一勺》为代表,"诗统"的主要内涵有:一、从曲学内部来看,依体制先《原乐》,辞乐合一,诗被管弦,乐变体变,故变而为曲;就诗本而《明诗》,诗关性情,千载未易,曲最能传情;论功用必《骈史》,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可"化民成俗",诗关世运,世变诗变,如是则曲最应时世。二、由是则形成诗——词——曲的发展统系,此统系皆薪火相传了"诗统"精神。三、今之曲当随世而"通变",以继"诗统"。三者间,前二者是有意识的阐释,此种"温故"为历代所无;后者是介于有意与无意间的"诗统"续建,此种"知新"则多付阙如。

姚华诗学观刍议

近代著名黔籍学者姚华一生创作诗歌甚富,其所持诗学观念亦值得后人关注。本文通过对姚华所存论诗文字的梳理,辨析姚华于诗学方面的理论观点。姚华诗学核心理论在于"诗统"观的提出。因为兼具文学家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姚华还力图以诗歌为桥梁,架构诗歌与其他艺术学科的联系,提出诗、书、画三者相结合的审美思想。此外,姚华的"别子为祖"、对诗歌礼乐教化功能的推崇、强调诗歌自身的审美属性、推崇唐宋诗家等观点,或可见姚华于传统诗学的继承,或可窥姚华本人对传统诗学理论的冷静反思与大胆求索。其间亦折射出二十世纪初近代诗坛守正求新的格局与动态。

“诗统”的魅力:《诗薮》与万历早期复古派的关系网络

《诗薮》的编刊过程与复古派“诗统”传续息息相关。万历十一年之前为其酝酿期,胡应麟得弇州“诗统”之传,却在江南文坛交游中遭遇重大挫折,此后杜门息交、专事著述,此为编纂《诗薮》之直接动因。万历十二年至十七年为成书期,面向专业诗人、学者两类读者群体,完成“羽翼《卮言》”之杰构,此后数度寄赠并请序于王世贞,但对方因顾忌舆论锋芒而一直拖延。万历十八年以后为修订期,胡应麟请序于汪道昆,尊之为新一代文坛盟主,以期在新的文坛形势下为弇州诗统争取更多的话语空间。借此可以重描文学权威、文学社会、读者市场之间的复杂网络,管窥晚明时代的文学生态。

藏族《诗镜》文本经典化历程论析

藏族《诗镜》是藏族古典文学的“创作指南”和经典文本。它的经典化过程与常见的文献经典化路径有若干差异,代表了一种步步为营、层层本土化的努力方向,可将之概括为“开创之作—多样并存—选择认同—范式保留—重新命名—理念传播—塑造典型—教育传承”。此外,《诗镜》的经典化路径还具有“译-述”一体和反复经典化的特征,就更容易看清权力持续参与的结果,即从多声部到单声部的统合,进而形成阐释幅度收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交织作用的面貌。在历史阐释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过程中,《诗镜》得以成为经典,并且具备了历史阐释的开放性,具有了跨语际并跨时代的意义。

《诗镜》梵-藏-汉文本建构史阐释

藏族《诗镜》迻译自梵文,它在数百年间经历了反复的翻译、解释、诠释和语内翻译过程,成为藏族文学的“创作指南”和经典文本,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诗镜学统”的译-述传统:通过翻译进一步阐释、创制是其成为藏族诗学经典的本体构建路径。传统翻译研究对“原本”的追求和自设边界,与哲学概念世界中追求的“去翻译化”形成悖论。本文探究梵藏翻译的《诗镜》不再是简单的翻译及原-译本二元关系,而是形成了“原本(原本注释本)”与“译本(译本注释本)”的结构,与原作者、原本、译者、译本、读者、创作者的六角关系共同建构了立体的意义生成模式。通过对《诗镜》翻译史的回顾,发现《诗镜》文本本身在梵文、藏文和汉文版本中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具有不同“信息传达”的期待视野,因此呈现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在各自语言中重构了《诗镜》文本的意义。

论欧阳修《诗本义》对朱熹《诗》学的影响

在宋代学术史上,疑经辨伪蔚然成风。北宋初,学人们开始对《易》、《仪礼》、《尔雅》、《论语》等儒家经典加以质疑。当时的疑古风气对于《诗经》的研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欧阳修的《诗本义》当属开风气之先的著作。欧阳氏作此书,其目的就在于'志郑学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

讀黄公紹《詩集大成序》一得

宋人黄公紹《在軒集》中有《詩集大成序》,曰:詩一而已,而體異焉。其間體同而病異,於是乎對同有法;事同而詞異,於是乎區别有類;本同而流異,於是乎繼承有派,善言詩者,廢一不可。鍾嵘發微於《詩品》,王粲得間於《詩律》,皎然以《詩式》同契,元實以《詩眼》窺寄,顧陶類選千首鋪其芬,張為作圓五層尋其緒。盛唐而降,詩評詩話之且千;近世所傅,《詩統》、《詩憲》之有二,能言之類至此極矣,獨未有會而一元者,此詩集大成之所以作也。詩之初生,三言以萌;

民国时期的词体观念

晚清以来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从对"简易之法"的追求到以白话作新诗的创作风气的转变。伴随着诗界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词体徘徊在文学变革的边缘,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以词为诗的背景之下,尴尬地面对可能出现的以诗统词、词体消弭的局面。而在词学内部,以詹安泰为代表的词人主张合声、情、乐为一体,最大程度地恢复宋词旧唱的面目;以叶恭绰、龙榆生为代表的词人群体则主张融合中外音乐并借以配合长短不齐之诗,以新体乐歌来代替传统的词曲。新诗以白话自然为宗旨,新体乐歌以歌唱为目的,两者虽有交叉并各有胜场,但都缺乏严谨的文体范式,所以限制了其最终成就。未来韵文的发展方向也许难以预料,但声文合一的原则仍是无法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