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论传统中的诗艺价值争议——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启示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带给我们关于中国诗论传统中关于诗艺的价值争议问题的启示,本文对此展开具体讨论,揭示中国古代诗论的"理论性",来自于诗论家围绕着诗艺作出的种种文化价值关怀,并强调在诗论考察中建立诗艺的视点的重要性。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与诗风之转变谈《槐聚诗存》之评赏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与诗风之转变来看,钱锺书《槐聚诗存》自有其特色。钱氏论诗虽有通观古今的眼光与识见,但他自己的诗作则因气禀所近,乃以一己之才情智力学识为诗,以使事用典及偶对之工巧取胜,精工锻炼虽然有余,而略欠博大浑涵发扬流畅之致,终不免落入宋诗之作风。

对传统批评的继承与超越——叶嘉莹的诗歌批评

叶嘉莹先生的诗歌批评理论是以"兴发感动"为核心,以诗歌中感发生命的深浅、厚薄、大小、正邪及其是否得到了完美的传达为标准。这是对中国传统诗论的系统化总结和拓展。在批评实践中,她既重视直觉的感受,又重视理性的分析,且运用联想和比较等评赏方法,将诗歌中生生不已的生命传达了出来。

郑玄诗学理论及其对传统诗论的转换

郑玄集两汉《诗经》研究之大成,他的诗论中最有价值的是他对传统诗论的修正与改造——在汉代大一统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下,对先秦儒者提出的"美刺"和"情志"的内涵作了切换。于"美刺"之中,注入了"诵美讥过"的意义;于"诗言志"中,注入了"好恶之情"的意义。给这两种理论以新的生命活力,为其后的诗论和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发展途径。

从“仿中国诗”(1914)到《诗经》(1954)——埃兹拉·庞德对中国传统诗论“兴”的译介

作为译者,埃兹拉·庞德翻译过许多中国古典诗歌和文集;而作为诗人和批评家,他又不断地从中国传统诗学中汲取学养。目前的研究多从"译者"的视角来审视庞德,重点考察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以及文化典籍文本的译介,然而,从"诗人和批评家"的角度来考察庞德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译介研究则较为罕见。本文即探讨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庞德对中国传统诗论"兴"的接受过程与译介模式。

诗品与人品

我们经常说两句话，一句话叫文如其人，另一句话就是言为心声。中国古代传统诗论习惯于将诗品与人品相联系，以为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出于人品，因而总是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我们可以看到“文如其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许多诗人的诗品与人品是统一的，和谐的，可以相互印证的。

被放逐的诗学

一、一个深度的误解中晚清以还文学史上一个显著的现象即宋诗运动,“学人之诗”的诗学范式渐显影响。同光体的理论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明确其概念和具体的内涵,使之成为一个时期具有聚焦意义的诗说。但是由于新文学的迅速兴起,同光体随着整个古典时代而过去了。今天我们再度审视,发现有些东西后来被遮蔽了。首先一个问题是,一般认为中国传统诗论讲求妙悟、兴趣、神韵等,要求诗歌作感性把握而非现实把握,更强调“

诗歌鉴赏的切入点——意象

意象一词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古人以为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简言之，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中国传统诗论实指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处理技巧。

中国古代诗学观的一次重大转变

中国传统诗论中"诗言志"说实为诗歌本质观之一种,即伦理本质观。这种观点由来已久,不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有类似表述。然而,建安以降,人的觉醒促进审美意识的觉醒,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在此基础上,钟嵘强调"吟咏情性",并多方论及,确立诗歌情感本质观,完成中国诗学史上诗学观的一次重大转变。

诗本情缘境而言志——读裴斐著《诗缘情辨》

一《诗缘情辨》的显著特色是旗帜鲜明、敢于创新。它的第一面鲜明旗帜,就是对＂言志论＂的实质的否定：＂言志论是政治家和经史家的诗论,缘情论是诗家的诗论。＂（22页）这等于说：言志论不是诗论,而是政治论、经史论。如果我的这种引申并未违背作者的本意,那么,传统诗论中统治了诗坛三千年的第一个诗的定义,到了裴斐同志这里,受到了一次致命打击,它的正统的、＂神圣＂的外衣被剥下来了。应该说,这个观点具有某种＂革命＂的性质。当然,裴斐同志并不是笼统地、一般地否定言志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