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佛摩诘，情禅义山——王维、李商隐的禅诗诗境比较

王维、李商隐同为唐代著名诗人，二人都与佛教禅宗思想颇有渊源，他们笔下的诗歌有很多都渗透出禅意。然而细论之，二人的禅诗诗境是不同的。从“境之创造”、“境之意象”、“境之情味”、“境之旨归”四个方面逐一进行比较，试图揭示出二人禅诗诗境的不同的艺术特质。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考论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特征有三:一是具有鲜明的专门性,记叙与评说的对象一般都集中在佛教内部,即使涉及世俗诗人,也大都是与佛门有关的事件与作品,其记叙和评论都较为鲜明地表达出一种佛教立场。二是质疑精神和追求真知,在品鉴诗歌方面特别重视“未经人道”,重视对新时代中新的社会风习和新的文化思潮的呼应,重视辩论与质疑的研究方法。三是在诗学理论上提出了“诗僧之诗”与“僧人之诗”的概念分辨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不仅提出“僧人之诗”和“诗僧之诗”的区别,而且把苏曼殊的诗歌作为诗僧之诗的典范,从佛教文学生存论的角度,充分意识到了在一个以转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里,不适应现代社会个性主义张扬的潮流与趋势,佛教诗歌不会有真正出路。

以诗译诗:聋校语文古诗词教学的有效策略

古诗词教学是聋校语文教学中的传统难题。以《中华手语大系(视听版)》一书中经典唐诗的手语译文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手语诗中手势与诗歌韵律、隐喻等的关系,阐述“以诗译诗”的理念及其作为教学策略在聋校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探讨如何用手语的韵律、节奏之美诠释中华传统诗歌的意境。

以诗解诗 触类旁通——高中古诗词教学策略研究

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古诗词“以诗解诗”教学策略立足互文理论,借助古诗词文本间相互“指涉”的特性,以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为载体,从语言、意象、主题三个角度进行“解诗”,以期帮助学生在“厚积”的基础上“薄发”,触类旁通,提高学生解读诗词的美度、广度、深度。

浅谈儿童化“以诗解诗”在小学低段古诗教学中的应用

古诗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在小学语文部编版教材中,古诗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古诗教学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略浩瀚的中国历史与璀璨的诗词文化。针对低年级学生抽象思维尚未成熟、认知能力有限的特点,教师在小学低段古诗教学中合理地运用“以诗解诗”的教学方式,能够唤起学生对古诗的热爱,产生触类旁通的效果。对此,先阐述儿童化“以诗解诗”的内涵,接着研究儿童化“以诗解诗”的教学要求,进而探索了儿童化“以诗解诗”在小学低段古诗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儿童化“以诗解诗”的思考,以期为学生今后的古诗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浮士德》译本看郭沫若诗歌翻译思想

郭沫若作为翻译家,在诗歌翻译领域发表过其独到的诗歌翻译思想,例如“风韵译”、“以诗译诗”、“翻译创造论”等。本文将从郭沫若的这三种思想出发,结合郭沫若著名译作《浮士德》,分析这三种诗歌翻译思想的具体内涵及其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运用效果。

以诗解诗推动任务群教学特质的策略探析——围绕“芙蓉”而展开的多文本研读考察

诗歌的解读与教学实践,有着丰富的面相和路径。当诗歌的文本解读及实践教学,与任务群教学范式理念对接,就更要集中探析该以怎样的策略真实、有效、深度地推动学习实践。笔者尝试借助以诗解诗策略,结合诗歌文本教学体验,以求探析推动当下任务群教学的具体方案。认为:锁定原诗,从文本内核探究,彰显任务群教学整体性;借助群诗,以多个组合任务,强化任务群教学驱动性;以诗改诗,用读写互动方案,助推任务群教学情境性。

小学古诗教学中“以诗解诗”的应用

在成长过程中,诗歌起着抚慰心灵、激励斗志的作用。而诗词也在教学中具有重要位置,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不学诗,无以言”的教学观点。如教材所选古诗,或诠释人生哲理,或抒发爱国情怀,或歌颂山河壮丽,都是对传统文化瑰宝的学习和传承。“以诗解诗”是近年来应用较多的教学方法,它可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记忆、理解与感悟能力,能提升其形象思维与逻辑推理能力。

超越与纠缠:王维、李商隐的禅诗诗境之比较

王维、李商隐同为唐代著名诗人,二人都与佛教禅宗思想颇有渊源,他们笔下的诗歌有很多都渗透出禅意。然而细论之,二人的禅诗诗境是不同的。本文从"境之创造"、"境之意象"、"境之情味"、"境之旨归"四个方面逐一进行比较,试图揭示出二人禅诗诗境的不同的艺术特质。

新时代诗歌疗法的原理、方法、目标与职责研究

诗歌在"治疗"过程中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说教;诗可以产生的"敏锐的感觉""美妙的情感反应"和"新奇的想象",让人更愉悦、更健康,情感更丰富、人格更健全。写诗和读诗都比创作和欣赏其他文体可以获得更多的快感和想象。"诗歌疗法"创造了两个新术语:一个是"诗歌疗法诗",另一个是"美欲"。"快感"是诗歌疗法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写诗与读诗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快感。诗歌疗法特别强调承认低级情感,推崇高级情感。意象语言,准确说是象征语言,使诗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诗歌疗法的最大目的是给人快感和美感,它们可以让诗培养健全的社会和健康的人。诗歌疗法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性,主要涉及心理学与诗学。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诗以诗传”与唐诗经典化路径——以杜甫与崔涂《孤雁》诗的传播为例

杜甫和崔涂有同名诗《孤雁》,在杜诗经典化的过程中,崔涂诗时常被拿来与杜诗相较,从而得到广泛传播。崔诗本身的成就较高,最终成为经典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唐诗选本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诗以诗传"的方式是唐诗经典化的路径之一。经典化过程中,李、杜等大家作为"中心",带动崔涂《孤雁》等"边缘",共同丰富着诗歌发展史。

论诗疗诗及诗歌疗法的价值

启蒙功能、审美功能和治疗功能是诗的三大功能,由于诗是"快感"艺术和"想象"艺术,诗的治疗功能在普通人的写作与阅读中格外重要。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较好治疗功能的诗,被称为诗疗诗;用诗歌对人进行心理治疗的方法称为诗歌疗法。诗歌疗法主要是借用读书疗法与书写疗法的原理及方法,通过诗歌欣赏和诗歌创作,治疗精神性疾病,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中进行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余光中的"乡愁诗"写作与海子的"绝命诗"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为了心理治疗而写作,写出的也是诗疗诗。小诗诗体证明新诗诗体有治疗功能,中老年男人的小诗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解决人类三大问题中的"性类"问题。

韵不绝,诗乃存——“以诗译诗、以韵译韵”方为正道

"译诗要不要译韵"争讼已久,于今为烈。就汉语古诗英译而言,对韵译的认识尤其混乱。在西方,反对韵译的汉学家占主导地位,中国译者也分韵译和散译两派。本文就韵译反对者给出的"韵在文学创作和诗歌翻译中的功能不同""英语韵诗资源匮乏"和"译诗中调用押韵词过于限制译作"这3个原因给出具体回应,通过对四言体古诗、五言体古诗、七言体古诗等类古诗的韵译实例展开样例分析,提出汉语古诗英译中具备实操性的韵式类比方法和节奏类比方法,佐证"以诗译诗、以韵译韵"的可行性,只要用韵于巧就能有机会再现原诗的诗意和诗韵,由此勉励译者树立"以韵译韵"的意识,但不可因韵害义,须得困知勉行。

圣经诗歌翻译的文学化

在我国,圣经诗歌翻译经历了翻译主体从传教士汉学家到教内翻译家再到文学翻译家的更替,先后采用过文言、浅文言、白话和现代中文四种语体,呈现出从直译的散文体到意译的新诗体再到"以诗译诗"的文学化的演进.中国翻译传统和诗学传统对圣经诗歌的翻译具有强大的操纵作用.

论郭沫若译诗的修改

译诗的好坏,超出了原诗及原语文化的价值,因为译诗只生存在译入文化中,并从译入文化获得其生命的意义。郭沫若信仰以诗译诗,他的译诗总是个性化的,大多重现了原诗的精神、气韵和情绪,这些译诗是当时最深入、最广泛的、最诗情化的,也是自觉而成熟的。从几首译诗的修改揭示郭沫若译诗的目标性和主体性,是有意义的。

论郭沫若译诗的修改

译诗的好坏,超出了原诗及原语文化的价值,因为译诗只生存在译入文化中,并从译入文化获得其生命的意义。郭沫若信奉以诗译诗,他的译诗总是个性化的,大多重现了原诗的精神、气韵和情绪,这些译诗是当时最深入、最广泛的、最诗情化的,也是自觉而成熟的。从几首译诗的修改揭示郭沫若译诗的目标性和主体性,是有意义的。

黄庭坚词为“着腔子唱好诗”说

黄庭坚词在语言、格调、铸意上，多用作诗的路数，是能唱的诗，而非正统的婉约词人的一脉承传，实为词的“变体”。它对词的解放、对词的开拓以及在豪放派词的发展上，有着承前启后之功。黄词的某些作法虽有可议。

试论《诗经》诗篇结构的“诗中有诗”现象

"诗中有诗"现象是指在诗篇结构内部组合有其他的既成诗篇。《诗经》的这一现象根源于当时诗篇在单位形态上具有的灵活性、相对性特点,并且关系到《诗经》诗篇在形成、编制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情形。"诗中有诗"现象与《诗经》学史上的"赋诗断章"、正考父校《商颂》、《武》诗篇章构成、"孔子删诗"等问题密切相关,关注这一现象有助于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