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总龟》版本考辨

结合近年发现的《永乐大典》本残卷、台湾影宋抄本等之前并未进入研究视野的版本,则《诗话总龟》成书之初并未当即付梓行世,而仅以抄本流传;今存后集非明人辑录,而应系宋人续编,且门类框架大致已定,后又经人陆续增补,乃成今貌。今存《诗话总龟》后集亦有重要价值,不应被忽略。

论三大宋代诗话总集的诗学思想——《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的诗学思想比较研究

《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是宋代诗话史上先后出现的三大诗话总集,三大选家对辑录对象的遴选,对具体材料的取舍,既体现了各自的诗学思想,又反映了各自时代的诗学特色、学术风气乃至时代风尚。细绎其辑纂标准,宋代诗话体制的演变、宋代诗学的时代风气、选家的诗学旨趣可窥一斑。

肆意君子多狂放——谈《诗话总龟》中“狂放”的审美范畴

北宋阮阅的《诗话总龟》开中国古代诗话以事为纲之先河,其中"狂放门"的出现,标志着"狂"在文学理论中获得相对明显的独立地位,正式成为美学理论中的一个范畴。阮阅并没有在自己的诗话中对北宋以前"狂放"诗人做点评和阐述,但其将"狂放"列为一门,并选北宋以前12家诗人之诗之事,是暗含其深刻的美学倾向的。以阮阅的《诗话总龟》为文本依托,探究"狂放"的美学内涵,并加以分类阐述,最后分析了《诗话总龟》中"狂放"和后世"狂放"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即当时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背景不同。

阮阅《诗话总龟》诗学价值管窥

阮阅《诗话总龟》是现知最早的一部分门别类的诗话总集,是宋三大诗话之一,在宋诗话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目前学者对其仍缺乏深层探索。从基本概况、研究现状以及蕴含的诗学价值出发,对《诗话总龟》进行阐述和分析,并还原它在宋代诗话史上的应有地位,为此书的进一步探索研究抛砖引玉。

新辑《永乐大典》所载《诗话总龟》佚文

《诗话总龟》,(宋)阮阅编,是今存宋人编辑的三大诗话总集之一.原名《诗总》,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长期以抄本行世,直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闽中始有刻本,改名《诗话总龟》.从此,《诗总》即以《诗话总龟》之名见于诸家著录.宋刻《诗话总龟》久已亡佚.今见传世最早刊本为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月窗道人刻本,鄱阳程珖校.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前有海盐张嘉秀序,郴阳李易序,次集一百家诗话总目,次各卷分类目录.末卷有程珖跋,又有写书贵溪姜辅周、刻字鄱阳丁祖、朱、乐平胡暹四行.

从新发现《永乐大典》本看《诗话总龟》的版本及增补问题

《诗话总龟》现存明嘉靖月窗道人刊本及明抄本,都经改窜。罗根泽先生甚至以为《诗话总龟》后集乃月窗道人所辑。明以前《诗话总龟》到底是何面貌?由于没有发现更早版本,前人难以回答。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其中第八○三卷至八○六卷为月窗道人本《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至卷五十的内容。此本的发现证明《诗话总龟》后集为月窗道人所辑之说是错误的。月窗道人本及明抄本较之《永乐大典》本现存部分多七门,约十卷,计二百余条。《永乐大典》本代表了元明之际《诗话总龟》的面貌,由现存部分可以看出,明人改窜《诗话总龟》旧本的程度和规模远没有前人想象的那么大。

类编诗话与文学史权力——以《唐宋名贤名贤诗话》和《诗话总龟前集》的传抄、分门为例

宋代类编诗话通过选取、删改、对比、分门等方式,汇集和整合众多的诗话文献,重新建立知识秩序,形成了文学史权力。成书于南北宋之际的《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与《诗话总龟》是其中典型。二书在分门类目及其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它们在材料归类上的一致,体现了宋人认识论上的趋同,分门的偏差则体现了二书的权力较量。类编诗话的文学史权力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划定门类归属引导了诗学文献性质的解读,二是编者在传抄过程中的主观删节,三是制造和固定诗歌异文本。这对诗学的知识秩序和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文献文化学和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论宋诗话中的“工”——以《诗话总龟》及《苕溪渔隐丛话》为例

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关键词研究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对诗论中"工"字的研究较少。本文以阮阅《诗话总龟》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为中心,分析两书所收录诗论中的"工"的范畴,从而管窥北宋时期诗学的审美取向。两书所论及的"工"字主要有四类含义,其中作为审美性概念的"工"包括"言工"、"意工"、"言意皆工"三个方面。"言工"主要从语言的措辞及表达技巧出发,指字句体物切当、富有张力等;"意工"只要指诗人构思精妙、立意新颖,有兴味。"言意皆工"一指"意工"与"言工"的结合,一是指泛化之"工"。

北宋《诗话总龟》咏茶门(一)

笔者在《永乐大典》等古籍中发现,北宋末1123年,朝散大夫阮阅出任荆湖南路郴州知州,在郴除撰诗集《郴江百咏》,还编著评论诗人、诗歌、诗派及记录诗人言行的书籍《诗话总龟》,奠定其“阮七绝”诗论家地位。“总龟”含入编者具学富五车如龟千年五聚、问无不知之意。《诗话总龟》对诗体创分门别类法,列“咏茶门”,是继陆羽《茶经》后,篇幅最大、内容最富的茶学著作。

北宋《诗话总龟》咏茶门(二)

唐赵璘(晚唐衢州刺史)《因话录》载其家兵部君性尤嗜茶,能自煎,谓人曰:“茶须缓火炙,活水煎。”(东)坡有“活水还须缓火煎”,恐亦用此。(《黄常明诗话》,两宋之际县令黄彻,字常明,南宋辞官归家,著《?溪诗话》,又称《黄常明诗话》,《苕溪渔隐丛话》卷七录)五代时郑遨(晚唐诗人,召拜左拾遗不赴。

论宋代诗话汇编的三种编排体例

《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是宋代诗话史上先后出现的三大诗话汇编,三者运用了各具特色的编排体例,代表了宋代诗话汇编三种体例类型。《诗话总龟》因诗存事,以事为纲,分门增广;《苕溪渔隐丛话》以时为序,因人系论,触类引伸;《诗人玉屑》格法类分,人物品藻,史评结合。后出汇编在编排体例上继承创新,更趋完善。正是有了颇具匠心的编排体例,三大诗话汇编能够历久不衰,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黄常明诗话”献疑——兼论《诗总后集》的引文称名体例及其影响

《䂬溪诗话》经他书征引时常被称作“黄常明诗话”,与一般的诗话异名不同,这种称名与“䂬溪诗话”往往在一部典籍内同时出现。考察《杜诗详注》等书对《䂬溪诗话》的称引可见,归属在两种称名下的条目固定且不混用,两种称名显得不像在指代同部书籍。由此追踪“黄常明诗话”的形成过程,发现书商托名的《诗话总龟后集》为了掩盖拼凑作伪的痕迹,首先创造了“黄常明”等称名,后来《诗人玉屑》等汇编诗话将其统一为“黄常明诗话”,并在众多近世诗学书籍中得到延续。此案例充分说明,过往学界不甚重视的伪书《诗话总龟后集》,在近世社会真实的书籍制作语境与士人阅读生态中具有难以忽略的影响。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读书辨误拾遗十六则

平日浏览群籍,偶有所得,或有所悟,即翻检查核,寻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辨误拾遗,日积月累,所得若干,稍加辨证,条列于下,以就教于方家和读者.

卢瓌《杼情集》考论

《杼情集》应是晚唐时人卢瓌所编纂的一部"唐人诗话"。此书在宋末元初已亡佚,今由《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前集、《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辑得材料35条。分析这些材料可知:《杼情集》既有对诗作的辑录与评论,亦有对诗事的记载;其体例目前已无法探寻,只知其由几十条并无联系的短小文字连缀而成。较之《本事诗》,《杼情集》更接近《六一诗话》,是晚唐时期的一部"类诗话"作品。它不仅记录了诗歌、诗事,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诗话"渊源不可或缺的材料,还代表了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成为链接先宋诗话与宋代诗话的纽带。

“推”乎“敲”也

“推敲”这个词妇孺皆知，关于“推敲”的一段文坛佳话大家也是耳熟能详。《隋唐嘉话》《唐诗纪事》《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等都有记载。其中北宋阮阅《诗话总龟》最为生动详尽。“贾岛初赴举，在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又欲‘推’字，炼字未定，于驴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势，观者讶之。时韩退之权京兆尹，车骑方出；贾岛不觉，行至第三节，尚为手势未已。俄为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推’字与‘敲’字未定，神游象外，不知回避。退之立马久之，谓岛说：“‘敲”字佳。’

“诗眼”的妙用

诗是语言的艺术。古人读诗、写诗，非常讲究用字艺术。诗眼往往指诗歌中最精练传神的一个字、一个词或一句话。诗人一字一句推敲，读诗评诗时若轻易放过，则不能领悟诗家妙处。宋阮阅编著的《诗话总龟》记载了贾岛苦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而冲撞韩愈，结果结为布衣之交的佳话。宋朝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认为：“诗句以一字为工，自然新颖不凡，如灵丹一粒，点石成金也。”

照眼繁花留壮心——周本淳先生的治学之道

我国悠久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丰富文化典籍,而古今语言和文字的变迁,又给后世的读者造成了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与障碍,于是,古籍整理、版本校勘、文字训诂和诠释就成为我国文学研究中的几门重要学科,并显示出我国文学研究所独具的文化特征。而在此基础上对古代诗文意蕴的鞭辟入里的准确剖析与阐发,更是从事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的一项既属提高也是不可或缺的普及性的任务。同时,在我国,对古代文化遗产的学习与接受,正是衡量人的文化修养的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