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轼关于科举诗赋取士的争议及原因探究

北宋时期,围绕科举是否采用诗赋取士的问题,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贬诗赋人士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褒诗赋人士都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争议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和个性特征。

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唐代诗赋取士制度形成的原因

诗赋取士制度是我国古代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选士制度。本文分析了唐代形成诗赋取士的多个原因 ,包括儒家的诗教传统、唐代诗歌的繁荣、李唐统治者作为北朝民族的特性、社会风习的作用。

以诗赋取士并非始于唐代

论唐以诗赋取士,学者多引《唐会要》、新旧《唐书》或《册府元龟》语.《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载：“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首.”（注云：“制举试诗赋从此始.”）《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三《贡举部·考试一》亦记此曰：“（天宝）十三载十月,御含元殿,亲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词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而暮罢.

“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之再思考

“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另一些学者认为“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发展起了消极影响；还有一些学者承认有积极影响但同时也有消极作用。本文认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概念的理解不一。本文在梳理了上述概念之后,认为“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是互为因果的,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唐初科举考试中“识文律”的评分标准促进了律诗的形成与定型,加速了有唐一代诗歌审美规范的转换；在后一阶段,则是唐诗的发展使“诗赋取士”成为定式,并最终形成后代无法企及的诗国高峰的到来。

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的繁荣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在这里,严羽已触及到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事实上,也正是初唐诗歌的兴盛、初唐诗人的辈出,才引发出唐廷对进士科内容进行改革,使试诗赋成为进士科（常科）的一项主要内容,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使诗歌成为有唐一代的首要文学.

论毕仲游的“诗赋取士”

北宋时期,官员们围绕科举中的进士科应该采用“诗赋取士”还是“经义取士”的考试方式长期争论不休。作为进士科考试的亲历者和科举工作的参与者,毕仲游指出,比较而言,“诗赋取士”更具优势,主要体现在取才效果、考试题目、学识水平、读经主旨等四个方面。

论唐代“吟诗之风”及“诗赋取士”对于近体格律的影响

诗至唐代有古、今之分,近体诗是严格讲究格律体式的一种诗歌,其格律之所以能在唐代形成完整体系,既得益于吟诗之风的内在动力,也有赖于诗赋取士制度的外在影响。在这两方面因素的推动下,唐代诗人在继承南北朝声律成就的基础上去粗提精,顺势定式,构成了格律精美的近体诗。

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诗歌极盛的时代。唐代诗人的众多,作品的丰富,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没有哪个朝代能够比得上的。当时诗坛上万紫千红、群芳争妍的盛况,李白曾经用“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曼”这样的诗句来描述过。但是,正如1978年出版的《唐诗选·前言》里所说的那样:“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要正确解释它的原因,确实并不容易。

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

本文将"诗赋取士"这一问题置于武则天时代科举制度的演变及其文化背景之上加以考察。作者认为,进士科的勃兴是武则天打击关陇文化集团,建立自己统治势力的政治目的的必然产物。她在改革科举制度时必然在文化政策上有所变化,这就是由关陇文化的崇儒学一变而为重文辞。本文还探讨了"诗赋取士"的时限以及"诗赋取士"与初唐"文选学"的关系,说明武则天时代社会文化风尚所发生的根本性的转变,必然会影响唐诗的发展。

北宋后期诗赋、经义取士的更替与朋党之争

宋初科举制承袭于唐朝,进士科考诗赋、策论,以诗赋为先,然后试论、策、帖经、墨义。取士虽以诗赋为主,经义为辅,但人们对诗赋、经义的地位存有异议。北宋后期诗赋与经义之争更加激烈,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科举逐渐改制。随着诗赋、经义兴替暗示出一条朋党利益之争的线索,导致北宋后期的科举改制并不仅仅用于选拔人才,更记录了政治斗争、论战的历史。

诗赋或策文的选择——重探武则天的科举态度

本文探讨科举考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发展,对学术界以往认为武则天倚重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观点提出质疑。与进士科相比,制举更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武则天时代的策题制作,往往是对当朝时事策略的反思,并鼓励士人对现行政治进行批评。这一时期的试策真正做到了以策文进行时政咨询,大批优秀的政治人才也因此被选拔出来。武则天的态度带动了整个社会重视策文,形成了士人多次、连续应制举的风气。武周时期,进士科的录取人数相对于高宗朝的水平呈现一种下降的态势。"诗赋取士"与武则天的统治没有直接的联系,它是太宗以来尚文风气的自然发展。

郑起潜《声律关键》与宋代科举八韵律赋叙论

唐宋诗赋取士，赋以律体，故律赋兴而古赋微。清人汤稼堂云：“律赋之兴，肇自梁、陈而盛于唐、宋。唐代举进士者……杂文则诗-赋-……而天实十三载以后，制科取士亦并诗赋命题。赋皆拘限声律，率以八韵，间有三韵至七韵者。”而区分唐宋取士制度，诗赋或有偏重，

论唐诗繁荣的原因

诗歌在唐代得以繁荣,有赖于繁荣的社会经济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助长了封建文人的诗歌风气,基于建功立业的理想,唐朝诗人批判地继承了我国诗歌传统,不断推陈出新,构成唐诗繁荣的内在原因。

浅析唐玄宗与盛唐诗歌崛起之关系

唐朝是我国诗歌最繁盛的黄金时代,开元、天宝年间又是“盛中之盛”。提起这一时期的唐诗,人们大抵会啧啧赞羡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王昌龄等我们民族引为骄傲的杰出诗人,但却很少会联想到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唐玄宗李隆基的名字。作为一个统治中国长达四十五年,以前明后暗著称于世的皇帝,玄宗究竟与崛起的盛唐诗歌关系如何?他对形成这一时期人文荟萃、大家辈出的诗坛起了什么作用?

唐宋赋地位论略

一赋就在它彬彬大盛的时期,枚皋的“自悔类倡”,已让人从中感受到几分秋的凉意。百年之后,扬雄的“悔其少作”,更让人从赋的方兴未艾中,看到了它内在的危机。表面看来,枚皋与杨雄的心理失落并不一致。枚皋参照当时备受重用的经学家和政治家而自觉类倡;扬雄参照“立德”兼“立言”的圣人而自惭形秽。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无法摆脱角色意识的困扰。古代文人的生存价值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中,最富于诱惑性和现实性的是入仕以立事功,枚皋“不得比严助等为尊官”的叹息,实缘此而发。扬雄却不同。他到了后期,突发异想,要追踪“立德”兼“立言”的圣人。他仿《论语》作《法言》,仿《老子》作《太玄》,辞赋自然被他视作童子的雕虫篆刻。显然,枚皋与扬雄从各自的角色意识出发,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辞赋并非文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到了东汉的班固,赋的尴尬处境愈益突出。当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时候,他是一个为赋辩护的文学家;当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讽谕之义”的时候。

朱熹并不一概反对写诗,反对文学

《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朱杰人《为朱熹辩》中说:一般认为,朱熹是理学家,是重理轻文,反对文学反对写诗的,但朱熹并不是一概反对写诗,更不是盲目地否定诗的.他对科举制度一向持批判态度,科举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诗赋取士,他从选拔人才出发,才认为“今之诗赋实为无用”,应“专经学论第”.他又认为“诗者,人心之应物而形于言之余也”,为诗而写诗“便是陷溺”.

唐代律赋简论

唐代律赋简论阿忠荣律赋兴盛于唐宋两代几百年间，到明清时又有作者，几乎与整个科考制度相始终．对这样大跨度的文学创制，后来研究者大都未肯重视，有过的一些论述或发语简单或失之公允，不能够达到把握实质的目的。如清刘熙载《艺概·赋概》一书中对律赋未发一论，当代...

试论宋人的“以赋为学”

我国古代的赋论,与辞赋的产生几乎同步。早在汉代,即有司马相如提出“充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的创作方法,杨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批评标准。魏晋以降,曹丕、陆机以诗赋并举;肖统辑《文选》,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为选文标准,将赋列在卷首;而刘勰著《文心雕龙》,专辟《诠赋》一章,既给赋以公允的评价,又在前人赋论基础上揭示了“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