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雅化、理化和寓象化——论王夫之理性主义的诗道性情论

本文深入论析了王夫之诗道性情论的内涵和特色。文章指出 ,在价值取向上 ,王夫之关于情感的雅化 (伦理化 )的要求 ,吐露出对传统理性精神的文化复归的信息 ;他关于情感的理化 (理智化 )的要求 ,又标示出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在表情方式上 ,王夫之力主情感的寓象化而批评直接议论化 ,并将形象思维和辩证思维结合起来 。

李调元“诗道性情”论发微

李调元的"诗道性情"论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审美意蕴。这一理论不是对袁枚性灵说的模仿和照搬,而是李调元从自己的创作旨趣出发,在吸收了巴蜀文学范式的有益养分和少年时游学江浙的丰富经历后,培育出的理论硕果。

“诗道性情”与“才子文心”——王夫之与金圣叹诗学思想辨析

选择王夫之与金圣叹的诗论思想为比较,是因为二人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两种貌似不同的诗学理论:金圣叹以分解法论诗,强调诗的起承转合的文法;而王夫之则反对格套法式,主张情景交融,即景会心之作。但这两种相对的诗论,实则共同体现了古典诗论的基本精神,即有法与无法的体用不二之说,是乾坤之道在诗学领域中的体现,终而同归于易,二者互参,更可加深对古典诗学精神的理解。

王船山诗歌美学中的儒佛道三向度

船山诗歌美学以其“唯气论”哲学思想为基础,其中包含了儒佛道三向度。儒家向度方面,船山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兴观群怨”说,并将其发展为“诗道性情”论,这是船山诗歌美学体系中的审美基础。佛家向度方面,船山将“佛家现量”说引入诗学理论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诗学现量”说,这是船山诗歌美学体系中的审美直觉。道家向度方面,船山吸收了老子的“大音希声”说,并将其进一步概括为“无字处皆其意”,这是船山诗歌美学体系中的审美境界。船山诗歌美学是我国古典诗歌美学的高峰,其中的儒佛道三向度对于当代文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浅析王夫之“诗道性情”说

本文从形成基础、学说内涵来对王夫之的“诗道性情”说进行论析,明确该学说中“性”与“情”之内涵及其辩证统一的关系,并探究该学说对“诗言志”与“诗缘情”两大关于中国古典诗歌本质的经典文论的发展,进而得出这一学说的进步意义.

论船山诗学的“言志”与“达情”

在《诗广传·论北风》中,船山关于'诗言志'与'诗达情'有一个集中的表述: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心之所期为者,志也;念之觊得者,意也;发乎其不自已者,情也;动焉而不持者,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但言意,则私而已;但言欲,则小而已。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提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清代满族诗学的主要贡献

清代满族诗学的主要贡献王佑夫满族诗学的整体是由诗论、词论、赋论、文论、戏曲论、小说论与翻译论等构成的。其主体是诗论与小说论。本文仅就此谈些看法。１诗论在满族诗学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就作者而言，诗人、词人、赋家、文章家、小说家及学者等，几乎无有不谈诗的，...

对古代诗论传统之我见

我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基本上是抒情诗的理论。我们今天要继承的古代诗论的传统,也基本上是抒情诗论的传统。要继承这个传统,先得对它的内涵有一个确切的理解。而目前的理解似乎还不够确切,还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古代诗论的传统主张是两个,一个是“言志”说,另一个是“缘情”说,前者来自《尚书·虞书》的“诗言志”,后者来自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看到这种看法,内心里不由得产生几个问号: 一、古代诗论的传统主张只有这两个吗? “诗道性情”说哪里去了? 二、“缘情”说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吗?它能够把一切主“情”

王夫之选评杜诗研究

考察王夫之《唐诗评选》选诗情况,分析研究具体诗篇的评语,指出王夫之评选杜诗以“寓婉于直,近情而雅”“本色自然”为上乘。“诗道性情”的诗歌本质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王夫之诗论中居统摄地位,有较强的时代意义。而于后世评之为“诗史”一类的杜诗,王夫之则颇多非议。结合王夫之对具体诗篇的零散评语可以理解阐述其内在的明确一致的思想理路。回溯诗教传统,提倡“诗道性情”,是王夫之杜诗选评的根本遵循。

“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以船山性情论及其“兴观群怨”新说为例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提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伊藤仁斋与日本《诗经》学的转向

伊藤仁斋在日本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对于《诗经》学,他以其极富革新意义的独特理解,提出"《诗》道性情说"和"《诗》无定义说",标志着日本《诗经》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并且这两大理论直接改变了江户初期(庆长至元禄)以来祖述《朱传》的《诗》学走向,开启了江户中期(元禄至宽政)《诗》学研究多元化的崭新局面。

《诗经》阐释:明代意象诗学理论的一种关联性研究

明代是中国古代意象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它的发展与《诗经》创作经验和诗学传统有着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明代诗学重视以"比兴"论诗,将诗歌意象创造与《诗经》比兴传统联系起来;第二,明代诗学重视"《诗》道性情"的《诗经》批评传统,以情为立足点来阐释诗歌意象创造的特点;第三,明代《诗经》评点不仅重视意象批评实践,而且提出了"诗为活物"等观点,将《诗经》作为意象性文本看待,从而丰富了明代意象诗学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