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章铤词论“以诗道论词”特色的表现及其价值

在清代(包括近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体裁之一的词,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词人云集,词作迭出,词学繁盛。而作为词学组成部分之一的词学批评在清代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清代词学批评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在清人众多的词学著作中,谢章铤的词论著作以其自身丰富的词学思想正逐渐赢得学术界的重视。“以诗道论词”是谢章铤词论的重要特色,“以诗道论词”特色在词源与词旨、词人与词史这两大方面都有具体表现。“以诗道论词”特色在提高词的地位、明晰词的特点及建立词史观念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由此可以认识谢章铤及其词论在中国词学批评史尤其是近代词学批评史上的应有地位。

王船山诗歌美学中的儒佛道三向度

船山诗歌美学以其“唯气论”哲学思想为基础,其中包含了儒佛道三向度。儒家向度方面,船山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兴观群怨”说,并将其发展为“诗道性情”论,这是船山诗歌美学体系中的审美基础。佛家向度方面,船山将“佛家现量”说引入诗学理论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诗学现量”说,这是船山诗歌美学体系中的审美直觉。道家向度方面,船山吸收了老子的“大音希声”说,并将其进一步概括为“无字处皆其意”,这是船山诗歌美学体系中的审美境界。船山诗歌美学是我国古典诗歌美学的高峰,其中的儒佛道三向度对于当代文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诗可以载道吗?——以钱锺书文道思想变化为主例

针对周作人提出“言志”与“载道”对立说,钱锺书辩驳性地提出“诗以言志”与“文以载道”的文体区分说。如此一来,文与道的关系确立了,诗与道的关系被悬置了。罗根泽、朱自清等起而辩证诗道关系,且从文论史上看,也可见诗道关系论述,这导致钱锺书改变早期看法,开始承认“诗可见道”。后钱穆将杜甫视为“文以载道”代表者,深刻论述了诗道关系。由此可知,“文以载道”可包含“诗以载道”之义。中国文学的伟大精神,不仅通过文以载道来实现,也通过诗以载道来实现。

秦蜀交通与唐代蜀道诗路的发展

秦蜀交通与唐代蜀道诗路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一现象涉及了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展现了复杂而多维的历史画卷。秦蜀交通对唐代蜀道诗路发展的影响显而易见,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秦蜀交通的演变及其地理特点,了解唐代蜀道诗路的形成和发展,在析唐代蜀道诗歌的艺术特色与审美价值的同时,把握蜀道诗路与巴蜀文学生态的关系,确立蜀道诗路在唐代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从而明确秦蜀之间的交通变迁与唐代蜀道诗路的繁荣,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交织着地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元脉络。秦蜀交通的发展对唐代蜀道诗路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历代的努力,尤其是唐代的国力强盛和驿道发达,使得秦蜀之间的交通更加便利,从而促进了蜀道诗路的形成、繁荣与传承。

淮南子诗道论

一、《淮南子》与《诗》《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是西汉淮南王刘安招引宾客,并由其主持集体编纂而成。据《汉书·艺文志》载:'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淮南子》全书内容庞杂,将道、阴阳、墨、法和儒等思想杂糅,因此,《汉书》则将它列入杂家,但通书主要贯穿道家思想。据高诱叙,'鸿,大也,烈,明也。

情感的雅化、理化和寓象化——论王夫之理性主义的诗道性情论

本文深入论析了王夫之诗道性情论的内涵和特色。文章指出 ,在价值取向上 ,王夫之关于情感的雅化 (伦理化 )的要求 ,吐露出对传统理性精神的文化复归的信息 ;他关于情感的理化 (理智化 )的要求 ,又标示出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在表情方式上 ,王夫之力主情感的寓象化而批评直接议论化 ,并将形象思维和辩证思维结合起来 。

从汤显祖到钱谦益——一种“诗道”观念的复归

汤显祖在晚年与后辈钱谦益的一次短暂交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不仅展现出钱谦益“诗道”理想确立的具体历史情景,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明末诗学领域逐渐向传统复归的内在趋势。

秦蜀驿道上的神韵与性灵——王士禛和张问陶的蜀道诗对读

王士禛蜀道诗濡染了庄学的“物化”色彩和禅宗的“色空”观念,很少表现诗人独有的性情面目,而张问陶受到清代中期反理学思潮的浸润,其诗歌是自我的生活与个性的写照;王士禛《蜀道集》带有衰乱之余的情韵气味,《雍益集》则纯然一派皇华气象,而张问陶在乾隆年间的诗歌是带着乐观调子的盛世之音,嘉庆元年后的蜀道诗一变而为豪宕慷慨之声与危苦忧时之音的合奏;王士禛的时空意识中,与生命存在紧密联系的时间维度相对凸现得较分明,而张问陶蜀道诗更注重空间因素;王士禛蜀道诗翔集典志,为神韵诗增添了雄浑苍凉的神味,张问陶蜀道诗雕绘万象,以气骨独具的篇章为性灵诗的“轻剽脆滑”和“尖新”作了自赎。

论秦蜀交通与唐代的蜀道诗路

秦蜀两地虽山水相连,古时却因秦岭横亘,交通不易,往来艰难。自战国以降,经历代开掘,遂有子午、褒斜、陈仓、骆谷等道穿越秦岭,连通秦蜀。唐代国力强盛,驿道发达,秦蜀之交通在前代基础上亦有所发展,公私往来较前代更为频繁,而因诗歌创作之兴盛,遂形成了以蜀道书写为内容的蜀道诗。又因创作者有亲身经行与否的区别,唐人的蜀道书写也形成了悬拟想象与亲历纪行两类,在艺术上也有以物象、意象之形塑创造为主和以实录所历、呈现经行之别,却又都为古代秦岭巴蜀之地域文化与文学书写作出了独特贡献。由于唐代诗人出色的蜀道书写,秦蜀间之交通线,或亦可称之为唐代的“蜀道诗路”。

王世祯蜀道诗的文化史价值

清初一代文宗王世祯不仅是历代履栈诗人中最多产的作者之一,而且其诗歌颇具文化史价值。王世祯特意将两次入蜀的诗歌,分别编为《蜀道集》和《雍益集》,这在历代诗人中极为罕见;王世祯博学多才,蜀道之旅得江山之助,诗风变得豪放苍劲;他的蜀道诗是美不胜收的蜀道画卷,具有浓厚的历史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他的蜀道诗进一步展示了蜀道独特的个性、魅力与风采、价值。

道教山水悟道诗的宗教思想探源

道教山水悟道诗是道教诗歌的一个重大题材,亦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起与勃兴肇基于以老庄哲学为主体的道教哲学思想和以名山皆仙境的洞天福地思想。在道教哲学中,“道”是最高的范畴,是一种超越具体物象的虚幻之象,神秘而不可言说。但人可以从天中感受“道”。道教“名山大川皆为仙境”的思想经过漫长的发展,最终在隋唐五代时期确立下来,它促使宗教徒走向山林,在登山临水中修炼与悟道。因此,天地山水在道教世界里有着与世俗社会截然不同的宗教意义和审美意义。

论“韩孟”的佛道诗

韩愈、孟郊诗歌都以险怪著称,然"韩孟"的佛道诗各有独特的艺术风貌:韩诗尚"俗"和"实",孟诗则尚"雅"和"虚"。这种迥异的艺术风貌与"韩孟"各自的宗教观、审美情趣以及表现技巧密切相关。

稀见清代福建宁化伊氏《耕道堂诗钞》及其作者群考

清代福建宁化伊氏人才辈出,以伊恒聪为首的八位诗人创作有《耕道堂诗钞》。但该集流传稀少,作者生平情况都不大清楚。对该集以及有关作者群体进行考证介绍,有助于增进人们对该集及其作者乃至清代家族文化的了解,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论清代蜀道诗中的定军山题咏及历史文化意蕴

定军山是著名的三国古战场,也是蜀汉丞相诸葛亮临终遗嘱选定的安息之地,三国以后成为历代官民凭吊、祭祀诸葛亮的圣地。清代蜀道诗中有大量关于定军山的题咏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诸葛亮在清代的重大影响及其在士大夫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表达了人们对诸葛亮伟大风范和非凡功业的思慕与景仰。这些定军山题咏诗也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山因人名,人因山存,崇忠颂圣,景仰先贤,使定军山、诸葛亮成为三国文化的重要表征;同时也反映了清代士大夫致祭诸葛亮习俗依然盛行,拥刘反曹、以汉为宗的正统观念在清代进一步强化。

蜀道诗与蜀道旅游资源开发

蜀道沿线,高山大河密布,文物古迹众多,文人学士络绎不绝,名篇佳作代代相传。蜀道诗,展现了蜀道的风光,凝聚了蜀道的历史,体现了文人的精神世界,建构了具有独特魅力的蜀道文学景观。在宣传蜀道旅游资源、建设蜀道旅游景区以及设计蜀道旅游线路的时候,应充分利用蜀道诗的文学影响力,从而使蜀道旅游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从王士禛的蜀道诗看蜀道的文化意蕴

蜀道沟通南北,穿越古今,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王士禛一生曾两次入蜀,三行古道,创作了大量记录蜀道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诗歌,体现了蜀道文化的丰富内涵,其中包括王朝兴亡的历史感怀、鞠躬尽瘁的报国精神、传承有自的道家遗风、开辟蜀道的不屈意志、丰富多彩的文学书写等内容,增添了蜀道文化的魅力,成为蜀道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道诗

诗歌与宗教，历来关系密切。纵观人类文明史，大宗教盛行的时代，必然有带宗教色彩的诗歌盛行。道教是中华文化滋生出来的最大宗教，随着道教的流行，道诗（即带有道教内容的诗歌）也繁荣起来。现存道诗估计在十万首以上，单从遗存的数量也可想见繁荣时的盛况。道诗有着鲜...

萨都剌的涉道诗及其符号意义

答失蛮诗人萨都剌生活在宗教繁荣的元代的后期,与道教徒交游甚广,在其作品中多有涉道诗词。它反映了蒙元统治者所采取的包容并蓄的宗教政策,道教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及其文化特征,道教与元皇室和社会各阶层的互动关系。这些涉道诗词,无疑属于道教文学的范畴。其在语言特征上,尤为蕴涵着道教文化的符号象征意义。

从佛禅术语看《沧浪诗话·诗辨》的“诗道”体系

构建独特的"诗道"体系,是《沧浪诗话·诗辨》的主要目标。而将"以禅喻诗"贯穿于"学诗""参诗"过程而最终求得"诗道真谛"则是"诗辨"的本质。严羽关于"诗道"体系的建构,以学诗为基,以参诗为核,以辨诗为的,体现了其要言不繁,却体系完备的特征,如果只注意其以佛禅"喻诗"的特性而忽略其诗学体系,这对其诗论的理解也是片面的。

中国诗学与诗道

中国诗学应以道家哲学为基础,以诗道概念为核心。中国诗学最富有民族特色的理论是人有我精、玄妙神奇的风格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