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看王十朋对苏轼诗的接受

王十朋是著名的南宋状元,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南宋诗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王十朋在政治上的名声远大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后世对于王十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生平事迹、从政履历等方面,故而对其诗歌的研究相对滞后。王十朋和苏轼虽分属两宋,但个人经历和立身行事思想都有共通之处。王十朋还曾为苏诗作注,通过对《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分析探究,可知王十朋较为青睐苏轼的七言诗,注释相对较多。其中,王十朋的诗歌典故多出自苏诗,他也曾多次化用苏诗,其诗歌风格也与苏轼有相通之处。

诗品与乐境的对话——林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曲解集注》初探

钢琴曲《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曲解集注》是一部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为蓝本创作的复调曲集,不仅诠释了“二十四诗品”和《二十四诗品》的诗学境界,而且呈现出“中和”“淡雅”“含蓄”的传统艺术品格,体现了“诗乐融合、古今对话”“和融中西、顺其自然”“立足传统、拔新领异”的审美观念。这部钢琴曲在追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形外之神”的同时,在“诗品”与“乐境”之间亦展现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对话。

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考论

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 ,郭知达序、《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说是九家注 ,但经过实际考察 ,可以发现注家有二十家左右 ,注中尚有伪东坡注。《杜工部诗集注》很可能是利用黄希、黄鹤用以补注的《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一类集注本重新增删、组织、撰写而成。就集注的简要与准确而言 ,堪称宋代之冠冕。

由点校本《黄庭坚诗集注》谈古籍整理出版中存在的问题——以《内集》诗注为例

黄庭坚是宋代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其诗歌深受杜甫等人的影响,在当时就广为流传,而他自己更是被认为开创了江西诗派,影响深远。而他的诗集早在南宋就有任渊、史容等人为之作注,可见其受重视之程度。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刘尚荣先生校点的《黄庭坚诗集注》,

任渊《黄陈诗集注》与江西诗派

宋代学者任渊受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以故为新"、"点铁成金"、"以俗为雅"等创作理论的影响很深,在《黄陈诗集注》中,他通过对黄庭坚、陈师道所用大量典故的分析,展示了黄、陈对上述理论的运用之法,在宋代诗歌注释中有较高声誉。

任渊《山谷诗集注》对黄庭坚诗歌理论的阐释与深化

受黄庭坚诗歌创作理论的影响,宋代学者任渊在《山谷诗集注》中,对黄庭坚诗歌的用事之法作了详尽深入的阐释,包括典故的继承与袭用、变化与生新两方面,在此基础上反过来揭示了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以故为新"、"点铁成金"、"谋篇曲折"、"破弃声律"等创作理论。江西末流诗人片面追求形式与技巧,《山谷诗集注》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论王琦《李太白诗集注》对萧士赟注的吸收与考辩

清人王琦《李太白诗集注》大量吸收了《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杨齐贤、萧士赟注。他在借鉴时做了以下工作:第一,对萧注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力陈己见;第二,对前人观点予以吸收,同时补充可靠材料,对萧注进行细致辨析;第三,注重批判地继承萧氏的笺注成果;第四,接受前人对萧注的改进,透彻解读太白诗意;第五,本着客观平和的心态纠正萧氏解诗刻意比附时事之处;第六,在吸收萧注时也有其保守的一面,疏于详考。王琦对萧注的吸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全盘接纳或是轻率否定。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诗学批评

宋代诗歌注释者任渊有较高的文学创作才能,并曾亲身跟随黄庭坚学习诗歌创作。他注释了黄庭坚平生最得意的《内集》,对黄诗中许多含蓄未尽的言外之意作了发挥补充,评论了其中一些精妙的对偶和用典,还总结了黄诗"有为而作"的立意特点及"有味"的风格,并对"点铁成金"等创作方法做了细致的分析说明。

任渊《山谷诗集注》的创作背景与今典考证

任渊的《山谷诗集注》十分重视对黄庭坚诗的创作背景及诗中所用今典等当代事实的考证。任渊利用自己离黄庭坚生活时代较近、并且曾跟从黄庭坚学诗的优势,对黄诗的创作背景及今典采用了内证与外证两种考证方式,内证所用材料包括黄庭坚自注、黄庭坚诗文、黄庭坚手迹与题跋等;外证的材料包括黄庭坚友人的诗文、官方所编实录、墓志、行状、世谱、野史、诗话等。通过这些丰富、翔实的材料,任渊详尽准确地解题并释今典,为阐发黄诗之意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从任渊《山谷诗集注》看“夺胎换骨”的内涵

宋代诗歌注释往往包含一个以大量实例印证和体现作者诗法理论的过程。以惠洪为首的诗论家常常将黄庭坚"夺胎换骨"的方式限定为借意与借事,将"夺胎换骨"的对象局限于前人的诗句,任渊的《山谷诗集注》在大量诗句的注释中证明,"夺胎换骨"的方式还包括反用、自造新词、古今典参照而出新等,"夺胎换骨"的对象还包括除诗歌外经、史、子、集各类前人文献中的语句,从而更全面地体现了黄庭坚一贯倡导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新变精神,对某些诗论家将江西诗派"夺胎换骨"讥为"剽窃"的理论是一个有力的否定。

《黄庭坚诗集注》校点句读商榷

对刘尚荣先生校点的《黄庭坚诗集注》提出商榷,该书存在着明显的句读错误。包括应连上读而属下读者,应连下读而属上读者,当点断而未断者,不当点断而断者。本文按原书编集顺序分条指出,并略加辨正。

论沈钦韩的《王荆公诗集注》

乾嘉考史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并将这一特点贯穿于诗歌注释中。在《王荆公诗集注》中,沈钦韩针对宋代李壁《王荆公诗注》的错漏作了详尽精确的补正:首先,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单纯"印证"转移到"印证"与"考证"并重,对王安石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详尽的解释。其次,沈钦韩重点解释了典制、地理等特定的历史名词,以此为根据对王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可靠的补充。此外,沈钦韩也具备诗文创作的才能,针对王诗所用的古典也作了补注。《王荆公诗集注》在王安石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释意

《诗经》的毛传、郑笺、王逸的《楚辞章句》都注重解释作品中比兴手法的含意,为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开创了释意的传统。宋代任渊《山谷诗集注》继承了上述传统,并克服了李善《文选注》"释事忘义"的缺点,结合作诗的背景,考证诗歌的本事,从而解释了黄庭坚诗歌中的典故与比兴意象的含意。作为"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较早产生的作品,任渊重视释意的注释思维及其释意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任渊《山谷诗集注》与宋代年谱学

受宋代史学界编年史书与文人年谱编纂之风大盛的影响,任渊在《山谷诗集注》中将黄庭坚的年谱列于诗注正文之前。任渊所作黄庭坚年谱,除遵循传统,将黄庭坚的生平事迹系入各年的条目之下之外,还创造性地把作品年代可考者,则依次列于各年事迹之后,将诗歌编年与年谱融合在一起,更有利于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诗。受其影响,其后宋代诗注纷纷采取类似做法。黄庭坚裔孙黄■所作的《山谷年谱》,也从任谱中吸收了合理成果,并加以改进。

黄宝华点校任渊《山谷诗内集注》指谬

黄宝华点校任渊《山谷诗内集注》的印行出版,对黄庭坚研究无疑有着推动作用。然而,在其《内集》校注中,黄校随意改变书中原文,虽然纠正了任注中的一些错误,但率意处甚多。对任注中的一些错误和可疑之处,黄校也未能予以校正或说明。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评曹旭《诗品笺注》和《诗品集注》(增订本)(上编)

曹旭《诗品笺注》的写作当由拙文《钟嵘〈诗品〉应当重新作注——兼论陈延杰〈诗品〉注》而起。后不久,其又作《诗品集注》(增订本)。二书正文的特点可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来概括形容。但既然是"海",就总有一些"枯枝败叶""渣滓泡沫"。然比起《诗品笺注》附录之《钟嵘年表》来,《年表》因未能完全贯彻"海纳百川"之精神,其失更多。此文分上、中、下三编,此为上编,主要述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特色。

论史容与史季温及其山谷诗集注

宋代诗人黄庭坚之诗有著名的三家注,达到的学术水平甚高。南宋蜀中学者史容和其孙史季温完成《山谷外集诗注》和《山谷别集诗注》。我们简略考述史容和史季温的生平仕历、创作及事迹,探究注释的特点和优长,发现采用任渊的体例,除注释字面的词语、事典和语句出处外,还进行编年考证、解题,寻绎诗人之旨,是难能可贵的,共同成就了三家注的学术水平。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对用事之法的阐释

北宋任渊的《山谷诗集注》对黄庭坚诗歌的用事之法作了详尽深入的阐释,包括典故的继承与袭用、变化与生新两方面,并进一步揭示了黄庭坚"无一字无来历"的诗法。《山谷诗集注》在诗歌注释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曹旭《诗品集注》谢灵运条商榷及相关条目指误

曹旭《诗品集注》功力深厚、校注精当 ,为近年来同类研究中带有总结性的力作 ,然而其中仍有舛误。如谢灵运条 ,在各种异文中 ,究竟应取“兴多才高”还是“学多才博”呢 ?这关系到钟嵘是如何认识、评价谢灵运的问题 ,《集注》选择了后者 。

《昌黎先生诗集注》初探

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是第一个有影响的韩诗单刻本,其问世之后一方面在学者中风行,另一方面却饱受诟病。其形式上的混乱是其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而顾嗣立于注中的发明却少有人提及,其有功于韩集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对史实的揭橥,对杜、韩诗歌的渊源揭示,对难字僻词的注解以及对旧注的增补修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