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两度南贬之心性特征与诗风转变

唐贞元末至元和末,韩愈先后被贬阳山、潮州,其心理性格及诗歌风格均发生明显变化。阳山之贬时,韩愈面对的主要是在他看来属于暗中使坏而随之失利的一拨“群小”,故其所作诗歌讽喻与指斥并行,复仇与扳援同在,由此形成突出的政治性、攻击性特点。而潮州之贬时,其所面对的乃是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最高统治者,除政治强权的压力外,其内心深处也未尝不包括因《上佛骨表》言行不敬而产生的自我反思以及借助传播将悔过态度上达天听的意图,故其诗作自悲自叹中杂以自悔,生命忧恐中伴以求情。前者郁怒愤懑,劲气直达,所写物象、景观多险怪动荡,展现出奇险豪横的风格;后者则颇为收敛,险怪描写减少,郁怒之气渐收,其风格趋向悲缓平和。同时,这种变化也与两度南贬时作者之年龄、心气变化有关。从韩诗创作的整体情形着眼,不难发现韩诗风格的变化不只限于两次贬谪。大约自元和中后期开始,韩诗在选材、描写、气格上都发生了若干由强直豪横向平和冲淡的转变,而韩愈贬潮诗风的改变,既与此一整体走向吻合,也为此一走向发挥了某种助推作用。

明清之际即墨黄氏家族的政治劫难及其诗风转变

即墨黄氏是山左东莱地区的仕宦兼文学大族,明朝灭亡以后,该家族成员往往怀有遗民情结。清康熙初年,黄氏家族遭到"黄培诗狱案"的迫害,牵动京、省、州、县四级官府,涉及二百余人,还牵连到著名思想家兼诗人顾炎武。这个案件的审理对即墨黄氏家族及当地的文化生态均造成了严重摧残。由此,黄氏作家的文学风尚也发生了变化,诗歌创作多用比兴,表达隐晦含蓄,转而追求神韵兴象的艺术境界。此与山左地域文化及时代环境有着直接关系,而他们的艺术成就也超越了前辈。

在节奏与意象之间起舞 戴望舒诗风转变的艺术辨析

本文对戴望舒一生的诗风转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从早期注重诗歌的节奏美到第二个时期对诗歌外在音乐性的扬弃的同时转向对诗歌意象美和情绪节奏的追求,再到第三个时期对节奏和意象的完美融合以及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对诗歌节奏和意象之间微妙关系的处理,戴望舒对诗歌节奏和意象的理解不断深化,创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现代诗美”。

李銮宣谪戍新疆与其诗风转变

李銮宣是清代中叶亦官亦诗的杰出人物,诗作数量可观。对其谪戍新疆期间创作的二百余首诗进行研究,发现其在戍地的诗歌异于前作,风格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呈现出汪洋恣肆、怪奇多变、豪迈激荡的特点;多采用歌行体进行创作。究其变化的原因有创作空间的变迁、西域特有的自然人文景观、固有的诗歌传统等几个方面。谪戍新疆,成就了李銮宣诗歌创作的提升,丰富了诗人的创作内容和风格。

昌耀后期诗风转变原因之探析

昌耀后期作品中弥散着无尽的"焦虑"情绪,与焦虑诗绪相伴的是诗风的巨大转变,诗体由富有时代特色的浪漫抒情诗转化为深沉郁结的散文诗体的叙述,内容充满病态的审美,底层艰难的生存处境和病态的精神状态被圣化为"美"、"崇高"甚至是"神圣"。这种转变是昌耀在无法调节理想追求的局限、个体命运的困厄、写作突破的压力等现实矛盾的状况下所采取的突围行动与结果。

谈谈白居易晚期诗风转变的根源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晚期一改＂兼济之志＂,写作了大量闲适诗。为了探究他晚期诗风转变的缘由,本文主要从时代风尚、儒家思想、仕途经历、释道信仰、陶潜影响、洛阳文化六个方面来阐明根本原因。

白居易前后期诗风转变原因新探

白居易前后期诗风转变原因新探马永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元和十年贬谪江州后诗风明显改变，后期创作与其前期诗论观有所矛盾。有人认为原因在他晚年缺乏进取心，信佛奉道，消沉遁世。又有人说，他早期诗歌太近于功利，他的优秀诗章大多产生于贬谪江州之后。本文试图就白居...

翁方纲初期诗风转变探究

翁方纲作为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学者、诗人,其诗学思想由唐入宋,并进而发展成"肌理说"。本文通过探究翁方纲早年的文化活动,来了解这种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

刘孝绰诗歌创作与梁代诗风转变

刘孝绰的诗学思想及诗歌创作与梁代诗风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刘孝绰主要行迹的历史考察,深入分析其在世事变迁中的政治追求及性格特征的养成;通过对刘孝绰诗作题材、形式和风格的分析,认识其诗风的前后期变化;通过对刘孝绰诗风变化与时事变迁关系的抉微发覆,认识其在梁代诗风转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人生遭际与诗风转变——以西晋诗人刘琨为例

西晋是一个速盛骤衰、战乱频仍、思想动荡的时代。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西晋诗坛却群星闪耀,形成了“太康中兴”的局面。特别是刘琨,以其诗歌“悲壮”之风,迥别于当时诗坛“轻绮”之气。刘琨一生以永嘉之乱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作为风流名士跻身“二十四友”;后期作为民族英雄驰骋疆场。虽然由于时代和自身原因,刘琨最终失败被杀,但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的人生遭际使得刘琨诗风巨变,在现实锤炼中形成“悲壮”风格,成为西晋诗坛上的一面旗帜,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精神恪守与诗风转变——文天祥诗中的“南”与“北”

在创作中,文天祥的气节和精神主要是通过诗中的"南"与"北"来表现的。在他的心理区域中,"南"指代大宋江山,"北"则代表蒙元政权。一方面,他通过描写北方的恶劣环境和如豺狼般的北人,表现出对"北"的强烈恐惧和排斥;另一方面,他赞美和认同南方,以表达对"南"的深深依恋,并在南北对比中凸显其选择"南"的精神恪守。而文天祥由南入北的经历,也在客观上促使其诗日臻醇熟,从前期的题咏应酬和写景之作变为后期的慨慷悲歌,完成了诗风的转变,并为南宋文坛注入刚健之气。这种"南"与"北"的对抗融合,使文天祥在精神品格和诗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而能写下千古绝唱。

唐宋诗风转变的综合思考

本文认勾，唐宋诗风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美学风范从前期向后期过渡。中唐眦臂孵学“中兴”，使洲究个体修养的伦理学日渐主宰了文学，“文章务本”论是其契机。而作为根本动因的．则是世俗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以科举制作为建构官僚体制的手段，从而引起世俗地主知识化运动，造成“由雅八俗”到“化俗为雅”的蜉旋运动。在此过程中，宋诗的自立精神乃寓于时代典范的遵选与改造之中．是黄庭坚最终完成了唐诗向宋诗的转变．

中唐贞元诗歌研究新论——基于唐宋诗风转变的角度

唐、宋诗风的转变问题历来纷争不已。"诗必盛唐"的诗歌评价标准使得盛唐诗歌的余辉始终笼罩在其后数百年的诗歌创作和评价体系之上。诗至中唐,"气骨顿衰",贞元时期的诗歌创作、诗论发明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具有相当重要的诗史意义。

“吞吐百川归领袖,往来万国奉梯航”——康熙帝诗学观与清初诗风之转变

诗学潮流的转换,一方面固然受到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影响,另一方面亦需考虑政治因素的作用。讨论清代诗学,宗唐与宗宋的争端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康熙诗坛唐、宋诗风的消长,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尤深。当诗歌被用来作为一种显示国运盛衰的工具,并由帝王亲为示法时,士人们尊唐抑宋的诗学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与诗风之转变谈《槐聚诗存》之评赏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与诗风之转变来看,钱锺书《槐聚诗存》自有其特色。钱氏论诗虽有通观古今的眼光与识见,但他自己的诗作则因气禀所近,乃以一己之才情智力学识为诗,以使事用典及偶对之工巧取胜,精工锻炼虽然有余,而略欠博大浑涵发扬流畅之致,终不免落入宋诗之作风。

元代中后期诗风转变中的萨都剌

萨都剌是元代中后期诗风转变的体现者,其诗作脱胎于并突破元代中期诗风,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风格。顾嗣立称他是“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萨都剌诗的“别开生面”可从几方面把握:其一是“风流俊爽”与“开阖变怪”;其二是变元代中期的“元气”为诗成后期的“清气”为诗;其三是中期诗雍容、蕴藉、儒雅,而后期诗动感、直白、放浪。萨都剌诗中最能体现其独特精神的,是那些直接暴露元朝在帝位争夺中的阴谋与杀戮的时事诗。这样的诗,此前从未有过,不仅是诗歌内容的拓展,更是诗歌精神的新变。

从组诗唱和看宋代诗风的转变——以欧阳修为中心

西京时期是欧阳修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登上诗坛不久的欧阳修,需要借助诗歌唱和来扩大自己及诗人群落的影响。最能代表其诗歌影响的是他们的组诗唱和,通过组诗唱和,欧阳修与梅尧臣等诗人,扩大了自己的诗歌影响,扭转了宋初沿袭晚唐诗人的风气,是欧阳修领导诗歌革新运动的重要起步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诗史意义。

从唐宋江南树木景观看诗风转变

吴淞江流域是经典的江南地区,该地区由一片沼泽发展到唐末五代时期,形成了有序的塘浦圩田景观,到宋代,逐渐地形成水稻田,农田景观在水环境的变化下发生了变化。河道与圩岸上的树木花卉,共同塑造了美好的江南景观。唐宋时期这一地区集中了当时较为出色的一批文人,他们歌颂自然的诗词多源于此地的风景,吟咏的景观既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会对诗人的语言与文风产生影响,唐宋诗歌深受江南景观的影响。

从写景艺术看庾信诗风的南北嬗变

庾信的诗歌作品之间风格相差甚大,学者普遍认为南朝作品绮艳雕琢,北朝作品苍凉劲拔,但这一结论可进一步讨论。在对庾信诗歌作品进行南北分期的前提下,从写景艺术角度梳理了其南北诗风之间的关系,发现庾信的南朝作品除了清新自然之作外,也存在沉郁苍凉风格的作品,且这两种风格在北朝时期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此外北朝时期的作品因经历、心态等原因,在景物的审美取向、哲理意味和景与情的关系三方面都有了新突破。把上述新变放在文学史中进行考察,庾信的写景艺术开拓了多样的美学风格,提升了景物描写的品质,进一步促进了诗歌的情景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