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剧作与中国话剧意识的觉醒

“话剧”究竟“怎是”,如何建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话剧意识”,中国学界、演艺界在1930年之前一直昧而未明。曹禺在改译《争强》一剧时,从布局、行动、性格、对话和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话剧意识的极其敏锐的悟解。曹禺的话剧意识形成的机缘是多种的。《雷雨》产生前后曹禺的话剧意识已经很成熟,走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话剧界的最前沿。话剧剧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以什么样的话剧意识引领写作,才是最为关键的。话剧进入中国已经百年,但如何补上话剧意识这一课,在今天仍显得急迫。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南开新剧创作中的中国话剧意识——以张彭春的介入为节点

南开新剧的剧作以“神”与“形”两个方面的发展与融合促进了中西戏剧艺术交融背景下的“中国传统”与“世界现代”的文化碰撞。而在这一过程中,张彭春的介入尤为重要,由此开始南开新剧的“神、形”得以定型并进入南开新剧运动关键的“窗口期”。这一以突出教育功能的局部地域性话剧实验,真正实现了以“神”启“形”、以“形”铸“神”、互为表里的话剧艺术内涵表达,完成了中国现代话剧意识“他者中的自我”的身份自省。

如何评价南开话剧活动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

在主流的话剧史中,编者或作者似乎刻意地在忽略南开学校所进行的话剧活动。恰恰就是这个被主流的话剧史所"忽略"的南开学校却培养出了曹禺这位话剧大师。南开的话剧活动者分别从改编、改译的西方话剧作品、进行了大量的戏剧舞台实践活动、进行了话剧理论的建设等方面展开戏剧活动。他们逐渐形成了成熟的话剧意识。他们一直为主流的话剧史所"忽略"的事实则表明,至今学界主流的研究方法依然是庸俗社会学的,而非艺术审美的。学界主流的研究者实际上没有真正理解"话剧意识"的内涵。

论20世纪初中西戏剧的初次遇合——杂合:异质戏剧接受的错位

西方话剧引进到中国以后与中国戏曲的初次遇合 ,是在20世纪初。民族传统戏曲此后大都被称作“旧戏” ,舶来的话剧则被称为“新剧”。从新剧与旧戏初次遇合的基本情形来看 ,二者的关系有个演变过程 :起先是戏曲改良催促着新剧的诞生 ,并且改良戏曲在相当程度上被作为新剧生长的根基 ;然后在其发展过程中 ,新旧戏剧发生碰撞和论争 ;而待到新剧衰落后 ,原先“杂合”旧戏某些特征并在内容上趋向低俗的新剧被看作是“伪新剧”而被“革命” ,新的“话剧”意识逐渐在中国剧坛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