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的话剧演剧实践与演剧思想

学术界重视研究李健吾的戏剧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及翻译等问题,但明显忽视对于他的话剧演剧实践和演剧思想的系统考察。李健吾有着丰富的演剧实践;他的以人性呈现为基点的诗化写实演剧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剧坛独具一格;他对话剧表演艺术特别是台词和形体动作训练的论述细致深入,带有很强的实践性;他对剧作家、导演和演员在戏剧艺术创造中的作用与地位的看法,以及对上海沦陷时期话剧演剧商业性的辩护和思考等,都有其独特之处。李健吾的演剧思想丰富了中国话剧演剧理论,具有不应忽视的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

作为自由心灵显像的多元演剧开拓——论林兆华对中国话剧演剧学派的贡献

在林兆华看来,话剧演剧与生命历程同构,他将舞台作为“心灵显像”的“第二世界”,并在对“人”内心的自由开掘中创造出“一戏一格”的独特舞台语汇。其中,民族演剧美学传统是他通向“自由心灵”的可能前提与方法路径,对后者的深刻追求又促发对前者的择鉴与现代转化。这种“自由戏剧观”从根本上启发和参与了他对表导演“双重结构”建构的持续探索,更引领“双重”趋向“多重”的演进。这在他不同时期主要导演作品中有清晰体现,尤以《绝对信号》(1982)、《狗儿爷涅槃》(1986)与《故事新编》(2000)为代表。通过对他矛盾化理论阐述、多元化演剧实践中贯穿始终的统一本质的发掘,其复杂演剧面貌呈现出本质上的关联性、连续性与发展性。

论章泯对中国话剧演剧理论建设的推进——以其在1935—1937年间借鉴斯坦尼体系的导演活动为中心

章泯对中国话剧演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重要的话剧理论家和导演,他通过对演剧艺术独立性与舞台艺术整体性等问题的探索和相关实践,推进了中国话剧演剧观念的现代生成;作为“斯坦尼体系在中国”的早期践行者,其主要借鉴方式、实现路径和理论关切点,涉及以表导演者为核心的所有话剧创作主体,并集中体现在1935-1937年间的导演活动中。其中,从“内心的化装”到“体验与表现的辩证统一”,显示了他对斯坦尼“心理现实主义”演剧的渐进式领会和理论审思意识;从“三种作用”到“更高的创造表现”,则表明其导演观念虽深受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影响,但也具有内在结构的多元性和“中国化”探索意识,以及面向中国话剧演剧未来的发展眼光。

论张骏祥对中国话剧演剧学派的理论贡献与导演创造

综观张骏祥的理论著述和导演创造可知,基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话剧演剧的现状与实际需求,致力于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当下、理论与实践之间寻求一种能够在演剧中体现均衡、融会、协调的艺术契合点,籍以推进中国话剧舞台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并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中国话剧演剧学派的重要贡献。在《导演术基础》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格体”论,在此框架下系统阐述了其现代导演观念、导演语言运用的基本方法及效果,并善于结合当时中国话剧舞台的状况和特点,每每使用自己或同时代其他中国导演的作品作为实例和样本。这种“中国化”的话剧舞台探索意识和“格体”论意义上的演剧思维方式,在其主要导演作品中也得到明确体现,以《北京人》《牛郎织女》最具代表性。

在民族演剧体系的探索中创建话剧演剧的“中国学派”——20世纪30至60年代中国话剧演剧学派生成机制论略

20世纪30至60年代,中国话剧在民族演剧体系的探索中,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主导、以借鉴斯坦尼体系和继承传统演剧遗产为两翼的发展框架,并酝酿、催生出“北京人艺”这一话剧演剧的“中国学派”,从而为中国话剧演剧学派的多元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梳理与探讨该阶段借鉴斯坦尼体系、“建立现实主义的演剧体系”、继承传统演剧遗产等相关问题的宝贵经验,阐明此三者在民族演剧体系、中国话剧演剧学派探索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可以得出结论:建立民族演剧体系与创建中国话剧演剧学派均为中国话剧演剧发展的题中之义和必然结果;该阶段的探索成果也昭示了,向传统戏曲为代表的民族艺术文化汲取营养是中国话剧演剧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生活演剧:论焦菊隐的导表演学派构建

焦菊隐是构建中国话剧演剧学派的重要戏剧家。他是从生活出发探索话剧的导表演艺术的。他以“体系就是生活”的个人化解读,作为创造性接受斯坦尼体系的逻辑起点,并依此发展出符合“体系”原理的“生活演剧方法”;同时,他发现西方话剧和中国传统戏曲共通的生活质色,并努力探索以“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为美学追求的话剧民族演剧发展道路,形成了丰富的创作理论遗产。其生活演剧观为构建中国话剧演剧学派贡献了独到的智慧。

从爱美剧到早期电影:徐公美的跨界实践与经验移植

徐公美自1921年起为上海实验剧社、火山剧社、东方剧社、大夏剧社等爱美剧团核心成员,并于中华电影学校、民新影戏专门学校、大夏大学等院校开设电影课程,后致力于电影审查、电影教育与戏剧教育、儿童电影与儿童戏剧事业。徐公美以“摄影术”“动作术”和“眼神术”作为“电影演剧术”的核心,并对电影与戏剧化装的侧重点和具体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其电影表演方法与理念具有明显的程式化痕迹。徐公美将“舞台剧”与“电影剧”从空间、时间和表意方式上进行区分,提倡删繁就简、经济实用的编剧观念,并提出了“电影剧本最好用摄影机来写”的导演观念。徐公美以极为丰富的爱美剧演剧与电影实践、教育、审查与考察经历,成为早期电影表演与创作的开拓者之一。

“斯坦尼体系中国化”--中国现代戏剧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

创立中国话剧演剧学派是建构中国现代戏剧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斯坦尼体系中国化”则是创立中国话剧演剧学派、建构中国现代戏剧学科话语体系的重要探索。近半个世纪的“斯坦尼体系中国化”,经历了从借鉴斯坦尼体系以“建立现实主义的演剧体系”到“把它化成自己的东西,并逐步建立自己的体系”的发展过程。“斯坦尼体系中国化”的探索又发展出“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