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和话语伦理思想

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一方面对传统理性展开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又力图以交往行动为基础进行理性重建,涉及到交往行动的涵义、背景因素、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地位、语言的地位及其职能,以及“交往行动”的合理性与合理化等问题。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把对理性的考察放到社会实践中去,阐述了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话语伦理问题。哈贝马斯的上述思想,既具有进步意义,也有其局限性。

话语伦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

话语伦理学以语言为基础,以普遍化原则和对话伦理学原则为核心内容,主张通过主体间的商谈和对话以保证思想道德规范普遍有效。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中注重话语伦理,可以促使教育者转变角色、重构受教育者主体性道德人格;营造理想的沟通话语环境以及引导实践理解型沟通,从而促使沟通主体的共同成长,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目的。

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

话语伦理学与学校道德教育

当前我国中小学校的道德教育实践中出现了“同一性危机”。这种危机缘于道德教育中的工具理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理论基础。笔者就学科教学、道德教育的说服法,运用该理论讨论了在学校道德教育实践中如何以交往理性代替工具理性,进而提出整合性教学观、作为话语过程的说服法,以解决学校道德教育的“同一性危机”。

交往行为、话语伦理与民族国家主权的终结——哈贝马斯主权终结论的反思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已成为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核心话语。哈贝马斯通过对民族国家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剖析 ,以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和“话语伦理”的建构为依据 ,阐述了“民族国家主权终结”的主张 ,并且对终结后的未来社会蓝图作了创造性的推测 ,提出了建立“世界公民社会”的理想。他的主张和理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哈贝马斯的“主权终结”思想又与唯物史观相违背 ,他的“世界公民社会”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强调的人权高于主权又在一定程度上为霸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寻找建构“真我”的教师话语伦理——交往行动在教师专业生活中的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代表教育研究"语言学转向"影响下的一种实践认识论。在科层制和后现代状况交替影响的中国当下学校生活情境中,教师的"自我认同"要么被割裂为相互孤立的领域,要么被视作无法把握的虚幻的对象,其共同结果是教师自我的迷失。交往行动在帮助教师寻找和建构真实的自我方面具有其他行动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交往行动达成教师自我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教师个人和学校机构的话语伦理必须以理性的、寻找"真我"的对话规则为基础。

话语有效性主张与话语伦理——会话增量的语言哲学分析

语用学的发展与语言哲学思想密切相关。话语有效性主张可以解释会话增量的本质及功能,会话增量在语言结构和功能上均存在普遍性,话语伦理原则对于不同语言普遍适用。哲学思想引入具体的学科实践,将为学科实践提供科学系统的理论基础及操作指引。

女性主义对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批评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重新确证多元条件下普遍主义道德之可能,被誉为伦理学上的"范式转换"。但在女性主义看来,其仍然沿袭了传统认知主义、普遍主义和形式主义道德哲学的基本特征,仍然包含着很多具有内在男权意味的因素。由于对道德和伦理的不适当区分、对交往理性的狭隘界定、对理性共识的预设、对各种不平等关系的轻易忽视,哈贝马斯话语伦理难以真正敏于差异、关注性别,为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

话语伦理学:目标、对象与研究方法

哈贝马斯构建的话语伦理理论,是后现代西方伦理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最具代表性的成功努力之一。话语伦理学彰显的是平等公开的交往理性:平等是基础,语言是媒介,理解是目的,在理想的对话语境中各个主体就问题进行平等的对话,以实现问题的解决。作为一种交叉学科,话语伦理学可以借鉴和吸收语言学、伦理学及其它一切可以用来评论、批评语言使用且揭示话语交际双方伦理关系的理论。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价值合理性与缺憾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是从其交往行为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一种现代伦理范型,其研究范围严格限于实践理性的道德应用方面,因而体现了义务论、形式主义、认知主义、普遍主义的特征。其重大意义在于重申了理性价值,不但批判了道德怀疑主义、道德情境主义,而且有力地回应了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道德虚无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但话语伦理学并非完美无缺,体现了程序化、理想化的局限性。

试论话语伦理的内涵、原则及建设途径

话语伦理致力于建设和维护文明、和谐的话语行为。建立话语伦理的关键是确立话语交际的基本原则,即平等原则、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要通过加大话语伦理的理论研究、加强话语伦理教育、建立自由、平等的话语交际环境和建立良好的话语交际秩序等途径来加强话语伦理建设。

基于先秦儒家思想的话语伦理建构

以哈贝马斯的"交流行动理论"和话语伦理思想为出发点,结合先秦儒家思想中关于言行方面的指导思想—"德"、"诚"、"礼"、义—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言说厚德"、"修辞立诚"、"论辩崇礼"和"话语尚义"四点作为话语伦理基本内容的设想。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视界下的道德共识

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理论运用到道德领域,创立了话语伦理学。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主体间性是奠基性和表征性存在,就话语伦理学而言,这表达了他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哈贝马斯所说的道德共识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生活世界——道德共识的存在界域;交往理性——道德共识的内核;话语——实现道德共识的沟通中介;可普遍化原则、对话伦理原则——实现道德共识的基本保证。哈贝马斯关于道德共识问题深刻且富特色的思考,能为我们的道德建设提供有益镜鉴。

理性危机与话语伦理: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评介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的滥用导致了主体交往的非合理化,也造成了启蒙的困境,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重建理性来解决的,为此哈贝马斯引入话语伦理来构建他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伦理能够重建对话存在的现实基础,然后主体通过真诚对话实现彼此的互相理解,以便实现主体交流的合理化,进而解决现代社会的理性危机。

论后现代语境下的话语伦理学——从正义与团结的视角

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所强调的正义原则被认为是一种压抑他者,抹杀差异性并缺乏关怀的彻底同化的道德普遍主义。面对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哈贝马斯从正义与团结的视角阐释了话语伦理学不但尊重个体的权利,还保护主体间的善的生活。

哈贝马斯交往思想视域下的网络公共空间话语伦理研究

网络公共空间已经成为人们发布信息、获取信息、表达意见、探讨公共话题的公共领域,但是当前网络公共空间里却存在着各种话语乱象,严重影响了国家治理、社会安定和谐以及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哈贝马斯的交往思想对认识网络公共空间的本质和治理网络公共空间的话语乱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运用哈贝马斯交往思想中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学对网络公共空间及其存在的话语乱象进行分析,网络公共空间开展话语行为时应该遵循四条话语伦理规范,即言语内容真实、言语理解正确、言语表达真诚以及遵守自由、平等、公正的话语论证规范。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在文化全球化中的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迎来了文化全球化的潮流,各民族文化由于自身特点不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各民族文化之间对话交流陷入困境。哈贝马斯话语伦理提出了可普遍化原则、话语实践伦理原则,以及为实现交往合理性的三条途径: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承认和尊重一定的规范标准、建构良好的对话交往环境。哈贝马斯话语伦理为各民族文化对话交流提供了基本原则和途径,在文化全球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话语伦理学: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

以康德为代表的普遍主义规范伦理是启蒙以来现代性伦理学的主流。随着元伦理学概念的提出,规范伦理学受到了当代西方哲学三方面的攻击,特别是后现代伦理将矛头直指康德。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批判传统伦理学的先验主义、独断主义、单主体主义的倾向中显示出自己力量的同时亦暴露了其偏见与缺陷。哈氏在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辩中反思批判地吸收了其理论的启示,既捍卫了规范伦理传统的价值又发展了现代性伦理学。

正义与团结——论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一方面追求普遍主义的"正义",恢复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同时又给予个体足够的关注。哈贝马斯的正义是包容他者的正义,其自身包含了正义的他者——团结。正义与团结构成了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双重特性,但这一特性受到了霍内特和后现代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普遍的语用规则不可能真正关涉到主体的真实感受,因而也不可能真正包容他者,在哈贝马斯那里正义与团结并没有真正结合。

建构文学批评的话语伦理——中国现代新文学家批判通俗文学的合理性的反思

内容提要:文学批评的话语伦理,包括客观性原则、逻辑性原则、公共性原则。中国现代新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导致对通俗文学的批判有失偏颇。其中的原因在于新文学建设者急于建构出全新的话语系统,并肩负起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在中国近代以来趋新思潮中获取了过多的话语权力。因此,现代批评的任务,在于重建文学批评的话语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