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系列电影《花木兰》的话语共谋与文化误读

本文围绕迪士尼1998年动画版《花木兰1》、2004年动画版《花木兰2》、2020年真人版《花木兰》展开比较分析,指出在处理跨文化素材时,特别是面对异国文化传统,迪士尼的改编暴露出一种滑坡式的话语共谋——从积极、善意的包容性解读到排他性误读。真人版《花木兰》在银幕表述与文化诉求之间的多重错位,再次说明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过程中存在多层面的障碍,而创造性的善意正读才是增进了解、化解文化隔阂、减少文化误解的正途。

论电影《“炼”爱》中被困于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出路

《“炼”爱》突破了女性主题类电影中女性被设定的形式,采取了纪录片的拍摄手法,选取了五名各有特色的素人女性,真实直观地反映了中国新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女性意识类题材的电影极具启发意味。基于此,文章论述电影《“炼”爱》中被困于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出路。

中西文学邪恶妻子形象的文化比较分析

"恶妇"和"妖妇"分别是中西文学中各具文化特色的邪恶妻子形象。这种创作认知的产生,既源于中西父权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红颜祸水论"的共性认识,又源于各自不同的伦理文化价值根基。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邪恶妻子形象的创作样态可以发现,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儒家伦理与宗教伦理在对待女性的统治上出现跨越时空的父权制话语共谋。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利话语共谋分别遭到中西不同文化视野下女权主义的批判。由此,邪恶妻子形象获得新的创作和解读,展现出中西女性共同的主体意识觉醒潮流。

中国表述与表述中国 20世纪20、30年代“辱华电影”评论中的话语角力

中国早期电影批评对于国族形象的评析主要集中在空间意义与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以达成"中国表述"的冲动。而在抗议辱华电影肆意"表述中国"的评论中,上海电检会代表的威权政治,洪深等左翼影人背后的精英意识,以及大众参与的民粹话语,客观上形成了多方话语的角力。这一角力过程,是以文化精英意识为引导,民粹话语为鼓动,而威权政治借机推行其文化统制的暗流涌动,左翼文艺精英与国民党当局借此达成了一种有限的话语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