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想类型的话语型公共领域——为讨论公共领域中的宗教问题所做的预备性工作

如果讨论公共领域中的宗教问题,那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是绕不过去的。其前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思想和后来的话语伦理学思想的融合形成了话语型公共领域的范式。话语型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方式的多元化与对一种普遍可理解的语言的寻求之间的张力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就此而言,把话语型公共领域视为一种理想类型是符合哈贝马斯自身观点的。普遍可理解语言的寻求的背后是哈贝马斯对理性的公共运用这一主张的坚持。宗教公民与世俗公民对理性的公共运用使我们应该把宗教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视为内在的、相互建构的与未竟的。

言说型话语标记的国际中文教学研究

话语标记的习得对汉语学习者交际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言说型话语标记的界定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含有言说词,二是必须是话语标记。言说型话语标记在语篇中具有衔接连贯功能和语篇预示功能;在人际互动中具有标示言者态度和提请听者注意的功能;在国际中文教学中具有帮助学生理解上下文间的语义关系、预测下文内容、判断说话人的情感态度和提炼文章关键信息的作用。言说行话语标记的国际中文教学应遵循“由易至难”的原则,采用拆分替换法、从语篇功能角度分类,设置恰当的语境、加强辨析形似义近的话语标记来提升教学效果。

传奇叙事与话语构型-近年国产现实主义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新向与价值判断

新时代国产电视连续剧在“呼唤现实主义回归”精神的引领下,借多元题材选择、多样类型探索表现出异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风貌。《鸡毛飞上天》《大江大河》《隐秘而伟大》《觉醒年代》《山海情》《乔家的儿女》《人世间》等主导收视话题和流媒体平台热点的电视剧,以彰显新时代主流文化精神、指涉当代性社会议题、建构国族历史深广度的姿态凸显了传奇化倾向,迎合了当代社会大众的审美取向、文化心理与想象性认同。文章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近年国产现实主义电视连续剧新的审美动向,即对其传奇叙事与话语构型的艺术特征、文化成因及审美价值进行深入探究,希冀对国产电视剧在当下及未来的实践有所裨益。

“中华性”话语型与中国文艺理论建构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时代命题和历史任务。在世界现代性整体背景下,在中国现代性总体进程中理解中国文艺理论的古典之途与现代之路、中学西学之体用、民族性与世界性、审美性与政治性等"话语纠缠"及其"中华性"话语型诉求,探究其演进路径及历史与思想语境,我们才能更加科学、深入、全面地理解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紧迫性、内在必然性,进而在新文明理念及其形态下融汇中外、贯通古今,守正创新、推陈出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性是我们的文化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着根本的历史视野、思想指南和辩证方法。

《金瓶梅》中的隐喻型性话语及其翻译研究——以芮效卫的英译本为例

《金瓶梅》中有大量的性描写,其中的隐喻型性话语及其翻译值得研究。通过搜集相关语料,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隐喻型性话语属于四种概念隐喻,即"性是战争""性是植物""性是动物"和"性是气象"。芮效卫对《金瓶梅》中的隐喻型性话语采取的主要是再现策略,由于相关语境比较充分,译文读者也不难理解。译者也删除了部分性隐喻意象,主要由于语境不够充分,或者语用频率较低。芮效卫对其中隐喻型性话语的翻译较好地实现了认知与审美的统一,同时也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忠实翻译观。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委婉型性话语及其英译研究

文学作品中的性话语翻译历来鲜有人问津。本文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委婉型性话语及其英译为研究对象,针对所搜集的语料,发现这些性话语的生成机制大致可分为泛指化机制、模糊化机制、喻指化机制和省略化机制四类。译者在处理这些委婉型性话语时主要使用了再现和显化两种策略,其中以再现更为常见,而经显化处理的委婉型性话语绝大多数是由泛指化和模糊化机制生成的。鉴于中西读者对委婉型性话语的认知中存在较大共性,如果有文本语境支持,再现策略的效果往往会更好。

“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批判—解构”型话语形式——青年鲁迅的精神建构之一

青年鲁迅对“摩罗”精神的呼吁乃是对一种“反叛抗世”型生命存在范式的摄取,鲁迅冀望以这一生命范式去建立起自我生命与现实世界的创造性联系,去创造自我生命存在的独立价值。青年鲁迅所向往的“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正是被儒家正统文化长期压抑的“异质”生命力量。与“反叛抗世”的生命范式相联,青年鲁迅拥有一种藉“批判解构”而“肯定建构”的话语形式,而发现青年鲁迅的这一话语形式其意义在于:它启示我们在研究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时,应当透过他的“批判解构”话语而发现其背后蕴含的理想建构。

对情景制约型话语的认知语用分析

情景制约型话语(situation-boundutterances)是一种高度规约化、预制的语用习语而非句法单位,其出现取决于特定的交际情景,并且比公式化语言具有更大的固定性、规约性和可预测性。情景制约型话语可分为简单明了型和语用歧义型。情景制约型话语只有在相关的框架中才具有意义,并且具有单词的作用。就其词源而言,它是自由生成的短语。

关联理论与词语型隐喻性话语

在人们的日常会话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焦点带修饰词的词语型隐喻性话语和焦点不带修饰词的词语型隐喻性话语。关联理论对词语型隐喻性话语的推理具有较强的解释性。

公共危机、话语构型和认识治理

突发事件及其公共危机通常会引发话语"大爆炸"。公共危机话语及其生成机制在话语理论中没有得到关注,它的传播机制却在危机传播学和危机信息学中受到了重视。通过对公共危机话语的类型学和认识论逻辑的分析,就能发现话语构型与认识治理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危机话语构型尤其是后危机话语构型可以通过三种认识治理策略(重构公共话语对象、构建公共话语权威、完善公共话语建制)来进行引导、规范、组织和制度化。

“两可型”叙事话语的译者抉择对比研究

以《骆驼祥子》中的“两可型”叙事话语为研究对象,论述和分析了翻译规范和译者身份、译者惯习对于译者行为和翻译抉择的影响,指出了制度化译者施晓菁在译本选择和翻译策略上均倾向于符合国家机构考量和遵从基本翻译规范,尽力达到语义和语言形式的求真;市场化译者葛浩文选择译本时注重个人兴趣和市场需求,译文力求达到语义的求真和语境意义的务实。

派生型标记“хорошо”/“好”的认知语用对比分析

“хорошо”/“好”是实词虚化演变而来的派生型话语标记。考察表明,它们在语用功能和映射认知思维方面的共性大于个性。共性方面,二者都可发挥提示开始、结束、转换,示意赞赏、应允,确认接收信息,表达礼貌回应,示意让步,表示征询意见、威胁的功能,都能映射说话人对话语进程强弱支配的心智过程、积极或消极应答的心理状态、期待认可或实施威胁的心理活动、表征关注听话人立场的认知心理。个性方面,“хорошо”的语法化程度更高,能映射说话人组织语言的认知思维;“好”能表征说话人实施讽刺或安慰的心理活动,发挥的人际功能更多,这体现了中华民族更重视“以和为贵”的认知。

中国知识在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话语构型:注解与方法

自陈受颐1928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开始,近一百年来,中外学界对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中国知识注解从未间断。其中,张沅长的研究可以视为这个漫长学术系谱的分水岭。尽管张沅长没有明确给出“Cathayans”的所指,但他第一次把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中国人”(Cathayans)处理为一种话语构型。后来的研究者,无论如何界定莎士比亚的“Cataian”,如何与史蒂文斯的注解对话,如何处理文本与文献,无一例外都是从张沅长的研究脉络中构建“Cataian”的意义坐标。后来的研究者们在注解“Cataian”的方法上从未超越张沅长;如果说彼此间有所区别的话,那么仅存在于用来构建意义脉络的文献资料方面。而且张沅长的研究还为莎士比亚的“Cataian”预留了一个开放的阐释空间,它将持续呼唤不竭的思想动力。

20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话语的演进及相关思考

《马氏文通》的问世,开启了中国现代语言学之路。20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对我国语言学话语产生了强势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模仿、借鉴西方理论为主导的研究理念和范式,但同时也在不懈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语言学话语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具体来说,语法学,从模仿到结合;语音学,从传统到现代化和科学化;词汇学,从字的训诂到词汇的全面关注;文字学,从《说文》学到古今兼治各科并兴;修辞学,从"搭架子"到多样化;方言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学,从辑释词汇到全面调查研究与保护;应用语言学,从现代语文运动到广泛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其中,有的领域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从整体上看,理论创新和体系构建还比较薄弱,需要反思和继续探索。需要增强学术自信,正视和克服问题,脚踏实地创新发展。

本体性流变与审美现局——转型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散文

本文首先提出共时态的散文本体系统观 ,即文化的本位性、思维的超越性和文体的高弹性 ,并对转型期文化力量的干预如何引发本体结构变易作出简要分析 ;继而从主体文类学视角 ,审理了六大散文群落为基本格局的 90年代散文生态 ,并对其本体性表现予以考量 ;然后对新世纪初的散文格局作以考察 ,分析了精英书写如何取“进步的回退”姿态 ,“新流言体”如何成为相对完熟的消费文化散文版 ,网络散文的崛起 。

语言哲学视角下外语自主学习的话语途径

在语言哲学的视角下,外语教学实践本身就是一种话语。话语与人之间存在的假设与被假设、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意味着学习者有可能沦为教学实践话语的"建构物"而从根本上失去自主性。这样的研究视角切入到自主学习的可能性层面,探讨的是自主学习在怎样的外语教学话语中能够得以存在的问题。

微观层面的中学英语教师发展:能产型课堂话语语步

新课程标准核心素养强调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英语教学正是教师通过话语实现与学生的交际互动、情感支持、意义连通以及价值传递,进而达成概念解构与认知重构的过程。本文列举分析以转述/转问、重启、补充、推演、拓展、举例、等待为表征的中学英语教师能产型课堂话语语步,阐释能产型课堂话语语步的过程性与动态性内涵。结合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及支架理论,提出"话语—话语"互动界面、"话语—情感"支持界面、"话语—意义"连通界面、"话语—价值"传递界面以及"话语—活动"联动模式构成的高中英语支架式教学模式,以及四位一体的教师课堂话语构建体系。并建议中学英语教师与教育研究者应多关注课堂教学的微观层面,回归语言教学的交互性,构建英语教师优质课堂话语语步以便从微观层面优化英语教师发展。

共识刑法观: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对于刑法信仰、对话型刑事话语系统和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共识刑法观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整个法制体系层面上,共识刑法观意味着刑法应与法律体系的其他部分,包括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事诉讼法达成并保持着共识。在刑法实践层面上,共识刑法观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刑法立法环节,共识刑法观意味着刑法规范的实体内容应凝结和体现社会共识,并直接关联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在刑法司法环节,共识刑法观意味着刑法解释及定罪量刑应照应社会共识,并直接关联刑事陪审制度问题;在刑罚执行环节,共识刑法观直接关联行刑听证制度,并对行刑人性化给予合理的节制。共识刑法观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实际基础,是"刑法学术观"与"刑法实践观"的完全统一,是对常识主义刑法观的响应与提升,从而构成了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隐喻型性话语及其英译研究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隐喻型性话语多姿多彩,其中以"性是植物""性是动物""性是战争""性是农业""性是食物"的概念隐喻最为常见。研究发现,译者对这些性话语的再现并不是很到位,有很多删减现象,尤其是那些文化个性较强或不参与文本建构的性隐喻表达;针对参与文本建构或跨文化适应性较强的隐喻型性话语,译者往往对之再现,效果比较理想;译者偶尔还会增添一些性隐喻表达,使之更具感染力。总体而言,译文弱化了原文的性隐喻修辞场,不利于传达中国人理解和体验性的特殊认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