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外话语战略的内涵与规划

国家对外话语是塑造国家全球形象的关键手段,也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有效载体,蕴含丰富的思想资源、战略意义与安全价值。本文旨在阐述国家对外话语的内涵,剖析目前中国对外话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国家对外话语各个环节的运作机制。国家对外话语战略应立足环境、动机、主体、内容、对象、方式、效果等七个要素,在相关方面充分做好策略改进与顶层规划,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全球影响力。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话语战略分析

考察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美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对中国的威胁感知并实现政策调整,使决策者的主观意志转化为现实的政策行动,离不开政治修辞:首先提出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新国家安全观,突出中国的"经济威胁",重新建构对双边关系内涵的叙述逻辑,营造出紧迫的政策情境;其次,重新确立政策对象的身份标签——定义中国为"修正主义大国",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和价值观的"挑战者"和"战略对手",进一步巩固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最后,通过官方话语高强度的持续干预,使"中国威胁"的含义不断扩展、影响在各领域扩散,并大力渲染采取相应政策的必要性,最终形成完整的对华政策话语体系。

“中美战略竞争”话语的修辞陷阱及其破解

话语并非完全中性。在特定目标指引下,行为体利用相关话语既可以让他者在新环境下形成特定偏好,也可以改变他者既有偏好,甚至还可以在不改变他者偏好的情况下限制其偏好的实现程度。面对中美互动“接触”框架已消解但还未形成新互动框架的战略现实,美国正试图借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抢先型塑有利于己的两国互动新架构。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投射了中国是“超越者”与“威胁者”两种形象。定性推理与基本数据分析表明,中美并未进入美国所宣称的“战略竞争”时期。美国提出“中美战略竞争”话语的本质是一种充满话语陷阱的战略修辞行为,目的是利用此种含有特定蕴涵的话语来软制衡中国,动员群众对自身内外政策的支持。中国不加审视地接受美国所提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不仅可能会给自身复兴过程带来道义成本,甚至还可能会引发外界制衡,恶化发展环境。中国应该从加强自身发展的话语权建设、切实践行“和平发展”外交话语、主动有为塑造中美关系等方面出发,积极回应美国所提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

特朗普政府能源战略话语研究——一项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以特朗普及其能源部部长关于美国能源战略的系列演讲为语料,自建语料库,采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料库相结合的方法,剖析特朗普政府能源战略话语特征,揭示特朗普政府能源战略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战略话语主要包括三大主题特征:能源战略重心为优先发展化石能源,能源战略手段为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能源战略目标为就业和安全。围绕这三大主题,特朗普政府重构了一套与全球主流能源话语相悖的美国能源战略话语,折射出其强烈的能源现实主义和能源霸权主义意识形态。本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特朗普政府能源战略及其话语策略的认识,对于维护中国国家能源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政治修辞视角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话语战略探究

考察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美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对中国的威胁感知并实现政策调整,使决策者的主观意志转化为现实的政策行动,离不开政治修辞:首先,提出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新国家安全观,突出中国的“经济威胁”,重新建构对双边关系内涵的叙述逻辑,营造出紧迫的政策情境;其次,重新确立政策对象的身份标签——定义中国为“修正主义大国”,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和价值观的“挑战者”、“对手”和“战略竞争者”,进一步巩固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最后,通过官方话语高强度的持续干预,使“中国威胁”的含义不断扩展、影响在各领域扩散,并大力渲染采取相应政策的必要性,最终形成完整的对华政策话语体系.因此,整个政策形成过程就是决策者运用政治修辞论证政策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话语过程.

中国国防战略的对外传播--文化话语研究视野下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在当今世界,国防战略话语开始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手段。作为国防战略话语的典型形式,国防白皮书具有跨文化交际性质和对话传播性。目前国际社会对于我国国防政策的理解欠佳,因此,探讨国防话语的合理表达和有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从跨文化传播角度,以国防白皮书为代表的我国国防战略话语对外传播具有自身的特点和问题,需要从转变传播观念、改善传播手段、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建设中国特色国防战略话语体系四个方面探讨其对外传播策略。

知识分子在伊朗高等教育成立阶段的话语性战略分析——基于伊朗历1303-1305年《未来》杂志关于“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议题的意见征询

文章以福柯分析历史现象的方法为研究方法,旨在探讨伊朗高等教育问题提出的缘起。尽管诸如"达拉-弗农"(Dar-ulfunun)技术学院和"达拉-穆阿雷敏"(Darulmu’alimin)师范学院等新式教育机构已分别于伊朗历1230年(公历1851年)和1297年(公历1918年)建立,但是有关高等教育的议题却是在礼萨·汗(Riza Khan,1878-1944)执政初期,即从伊朗立宪革命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才得以提出。这一议题提出的背景因素包括政府现代化的需求,知识分子获得的新地位,"一战"结束后国际上的混乱关系以及立宪革命的失败。在上述条件下,《未来》(A yanda)杂志在伊朗历1303-1305年以《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为题发表了意见征询,收集了大量知识分子和官员的观点。此次征询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是相对明确地提出了"新科学"的本质及其与传统知识的区别;其二是首次将"高等教育"同"初等教育"相区分,将其冠以"高校"之名,同时将其视为解决伊朗政府和社会问题的独立于"初等教育"的个体。此次征询中,知识分子为确立并解释"高等教育"的概念提出了四种方法,其中之一便是将传统学科和新式学科相结合,并藉此恢复穆斯林学者的"高等知识"(Ma’vrif-i-’Ali)和伊朗伊斯兰的文明传统,进而在伊朗建立高等教育。知识分子关于"高等教育"的言论也属于早期探讨"新思想本土化途径"的内容之一。

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评述与展望

国家对外话语体系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表征,攸关国家形象塑造和国际话语权竞争。当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实践存在着诸多现实挑战与理论难题。在廓清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研究性质及其意义的基础上,评述国内外相关学术脉络与研究现状、总结其中的局限与弊端、展望未来的研究动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以上认识,学界应以问题为导向,创设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对外话语研究”领域,探索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综合研究模式和实证研究方法;同时,学界也应观照全球话语体系的多元构成,以“阐释性翻译”和“多模态传播”为立足点,推动国家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传播理论创新,为优化中国对外话语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老龄化,还是老龄文明?

应对老龄化挑战,亟须寻找一种宣示对待老龄化的文化态度、体现老龄化战略理念的总体性话语,在文明史意义上考察,这种总体性话语就是“老龄文明”。对待老龄化有两种文化意识,即问题意识与文明意识。老龄化与老龄文明是两种战略理念,老龄化不仅“是”也应当“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老龄化战略必须超越被动的问题应对,以“文明”看待老龄化,将老龄化作为文明现象进而推进为老龄文明,发现和肯定老龄化的文明史意义。“老龄文明”是应对老龄化的“积极”话语,应对老龄化必须实行“老龄文明”的“积极”战略。"老龄文明战略是由三大结构形成的依次推进的战略体系:老龄群体的文明战略、老龄化社会的文明战略、老龄文明形态战略。老龄文明形态是“老龄文明”战略的最高境界,由此老龄化将成为人类文明凤凰涅槃、浴火重新地一次新机遇。“老龄文明”战略是一种彻底的“积极老龄化”战略。

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

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的效果如何,是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产生话语权力,是目前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选取"韬光养晦"、"和平发展"、"和谐世界"这三个比拟性的战略性外交话语为分析对象,探讨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开始影响国际议题设置,进入国际新闻、学术、官方议题。国际社会部分认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概念,也基本认同其目标,但是对于它们是否可以实现存有疑虑,认同度较低。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效果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话语的官方解读不足,受众意识不强以及对外媒体发展相对滞后。其核心症结在于目前的战略性外交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宣示,缺乏理论论证与可操作的路线图,并不具备成为"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需要来自学界的理论支撑。中国学者亟须加强对战略性外交话语的理论论证,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

语言战略构建与“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可持续发展

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先行性、基础性、工具性和人文性。"五通"愿景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语言发挥沟通观念、交流观点、推动人文交流的关键作用。南亚独特的地缘优势、资源禀赋和人文资源使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推动语言战略在南亚地区优先落地实施,不仅能够满足双边现实需求、为深化务实合作提供保障,还将为"一带一路"机制化水平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有益启示。构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不仅要充分掌握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和对华交往中的语言需求,从政策层面推动我国国内外语政策改革、在实践层面对语言资源进行科学分配,还要对中国自身的对外话语建构与传播做出合理规划,在更好维护中国自身发展和对外战略利益的同时,促进语言交流合作,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声誉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观决策与塑造能力发挥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