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对青年价值观的解构与重构——以网络话语抗争为视角

近年来在国家文化建设顶层设计中多次提及社交媒体意识形态建设阵地的作用。将话语抗争视作社交网络影响青年价值观的中介变量,通过调研和访谈,描绘社交媒体话语抗争对青年价值观的强关系影响范式,其中包含了对价值观去中心化的解构,以及在形似公共领域话语环境中的重构。适当纠偏和引导非理性的话语抗争,对营造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意义深远,创新价值观教育体系、以"互联网+政务"模式为青年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平台、重塑意见领袖、规范社交媒体编辑的把关等,都是值得尝试的途径。

软性话语抗争:青少年公共参与中的网络语言使用研究

在中国互联网的舆论环境中,青少年在公共参与时经常使用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本研究选取“95后”“00后”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公共参与中,通过网络语言的使用、传播与扩散,进行话语抗争的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青少年在公共参与中使用网络语言进行的话语抗争,是一种软性话语抗争。它是在青少年个体的表演、群体的围观、整体的惯性中逐渐形成、扩散和被“包装”的,具有底层性、弱者武器性质的一种日常软性话语抗争。它开始于话语,也往往止步于话语,而不是像“传统”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话语作为抗争的可调用工具或文化要素,或者作为一种延伸。青少年的这种软性话语抗争,从语言角度投射了中国青少年在公共参与语境中的复杂处境。

网络空间的话语抗争与议题协商——以网络事件中公民权利议题的讨论为例

网络空间中话语抗争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对公民权利议题的讨论。其生成与传播机制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权利抗议、社会动员、议题协商、以及事件解决。议题协商是其中的主要阶段,在此过程中,网络舆论、媒体报道与公权力三者进行动态博弈,既充满对抗,也存在合作,且会在不同的协商阶段呈现不同特点。事件解决是权利议题的最终结果,后续改善是否发生则主要依赖于公权力机构是否能在法律层面与制度层面有所作为。

社交媒体抗争性话语的生产与变迁——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解框架

当前社交媒体功能不断完善,话语平台更加开放,多元文化的浸润不仅影响了公众网络社交方式的演变,并为诞生之际就一直介入社会运动的抗争性话语传播搭建了最完美的平台。基于社交媒体"构建和维系人际关系"的本质功能,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解框架,将社交媒体抗争性话语视为"公共领域"下的传播微变量,对其进行梳理和解读,发现影响抗争性话语生产与变迁的诸多要素,以及社会个体融入其中的范式。个体的应对机制直接影响自身价值观和社交话语体系的重构。

群体性事件中的抗争性话语分析

近年,我国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侧面也表现出抗争性话语的争夺。本文以2003-2011年大陆地区的41起群体性事件为切入点,采用文献阅读、文本分析,比较六种群体性事件的话语表现与利益诉求,总结不同时空下各类事件的异同。

跨学科视域下的网络抗争研究范式

互联网重新建构了社会抗争的形态,改变了个人及组织参与社会行动的机制,实现了个人的充权与扩权,成为亟待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网络抗争研究在范式上包括心理或情感范式、社会结构范式和话语符号范式。研究范式的多元性不仅勾连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丰富性,还体现在方法体系的多元性上。解读主义传统与现象学方法论、解释主义传统与实证方法论、复杂性范式与混合研究方法论等的运用提供了理解网络抗争现象的不同路径。

“孤岛”时期上海“洋旗报”的话语权抗争及其策略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国人的新闻话语权即被劫夺,上海信息传播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为了打破上海抗日宣传的沉寂局面,爱国报人在"孤岛"环境下,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以及英美等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借用外力办起了以抗日宣传为旨归的"洋旗报",并通过挂外商招牌、译载外报、使用外国通讯社稿、请外国专家写稿、版面编排、语词使用等方式与传播策略进行了巧妙的新闻话语权抗争,从而成为"孤岛"时期上海抗日宣传的主体力量,在"孤岛"抗日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抗争性话语的特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网络成为民众联系世界的重要途径,网络抗争性话语成为社会话语空间的核心,这个话语空间涉及政府、媒体、个人多重话语主体。与传统的抗争性话语相比,与新媒体相结合的网络抗争性话语的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一是从对抗性解读转变为主动发布信息,一旦发生重大公共事件,网民不再是简单的谩骂、嘲讽,而是迅速发布微博、发布信息参与其中;二是迅速、情绪化地表达观点,新媒体传播的碎片化、及时性使得网民还没有真正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片面地给事件“下定义”,话语的过度自由使得网民难以理性地表达意见,甚至产生武断性质的“定义霸权”;三是大肆渲染来增强话语张力,对灾难性事件的悲惨程度、官方人员的嚣张程度等进行夸张或是丑化,这些与网民潜意识里的抗争心理不无关系®。梳理网络抗争性话语呈现的一些新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疫情期间的一些网络传播现象。

网络舆论中的抗争性话语研究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传播功能与舆论功能更加彰显,网民争取自由表达的同时也表现出众声喧嚣的图景。互联网舆论环境出现对抗情绪严重、网络暴力凸显的境况。以“非理性”“非逻辑”为特点的网络抗争性话语通常引发负面舆情,话语对抗下的个人、群体和社会皆受其害。深究网络传播中抗争性话语的表现以及主流媒体的应对机制,可以发现社会良性对话的可行性方案,从而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加强主流媒体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作用,强化社会主流话语传播,巩固主流价值观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话语领导权,凝聚人心,推动网络舆论的良性循环发展。

网络抗争性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及方法论

网络抗争性话语研究作为当代话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其多学科和多理论的学术研究属性逐渐形成了不同研究取向、不同解释层级的理论框架及其方法论。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网络抗争性话语研究的相关文献,总结出当前网络抗争性话语研究形成的文本-话语理论框架、媒介-传播理论框架和社会-政治理论框架,这三种理论框架构成了网络抗争性话语研究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特定解释力和理论基础,并且分析和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网络抗争性话语普遍采用的哲学立场和研究方式。

青少年微社群抗争性话语的建构机制

以微博、微信为主的“微社群”时代的到来,使得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传播信息变得更加迅速、便捷,但也存在着传播用语不当影响社会秩序的问题。通过梳理近十年来的青少年微社群抗争性话语的文本、视频等资料,发现其主要有戏谑、悲情、愤怒、谩骂四种抗争性话语类型,且构建方式均不相同。青少年微社群抗争性话语的表达是青少年社会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对于促进社会民主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青少年自身媒介素养的缺失,往往容易偏离抗争性话语的积极发展轨迹,因此需要政府、传统媒体以及青少年教育者共同努力去改变和提升。

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评述

当前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环境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环境抗争已成为民众表达环境利益诉求的一种常态形式。国外环境抗争的研究重点是环境公正问题,而国内的研究热点则是环境抗争中集体行为发生的原因及策略。从集体行动理论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可以分抗争心理、制度结构和文化情境三个层次。具体而言,怨恨心理和维权心理成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心理动机;日渐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创造了制度空间;抗争话语与符号等文化情境影响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成败。

中国网络抗争性话语研究的学术图景(2005-2015)

本研究以128篇中英文献为分析单元,运用文献荟萃分析法,以比较视角考察2005—2015年国内外关于"中国网络抗争性话语"研究的学术图景。在对文献的数量分布、类型与级别、研究焦点、研究话题、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进行整体性描述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本话题的研究版图跨越了从人文科学到社会科学的若干领域,其中,语言学与文艺学路径关注文本结构,大众文化路径关注权力关系,以政治学、社会学为主导的社会科学路径则关注政治效应。在学界"权力理论转向"的影响下,近年来,以福柯为代表的微观权力理论受到不同研究取向的认可,沟通了大众文化、社会运动、公共参与等路径的研究,由此形成"话语即行动"、"戏谑即抵抗"等研究共识。但学术探索与国内特有的对策研究之间在对抗争性话语的性质界定、影响评价、对待方式上存在根本分歧,不利于形成理论合力。最后,文章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政府危机公关中的民间抗争性话语传播机制——对“百色助学网性侵”和“马山骗领扶贫款”事件微博话语的考察

在政府危机公关的背景下,"社交化"属性显著的新兴媒体成为民间意见气候的集散地。分析新浪微博用户对"百色助学网性侵"和"马山骗领扶贫款"事件的民间抗争性话语表达,发现传播实体与其话语抗争程度并不显著相关,但传播效果与其固有影响力高度相关。民间抗争性话语已经成为当前民众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官方处理舆情的思路要由"引导"向"融通"转变,以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兴媒体为载体,推行"互联网+政务",与媒体共同搭建公众政治参与的平台,聚合导向正确的民间抗争性话语的影响力,将新兴媒体打造成官方与民间舆论场的缓冲区。

系列反PX事件中网络抗争性话语的建构

2007-2015年间,我国部分城市相继发生反PX街头抗争,互联网承担了重要的抗争动员和组织功能。在虚拟世界,作为抗争性话语的科学话语虽然是主导话语,但其话语机会、内容和话语联盟关系却不断变迁,由此呈现出理性或非理性的样貌。"PX"只是民众用以对抗权力的一个工具和符号而已。

群体性事件中的抗争性话语分析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不仅表现为话语权的争夺,也是抗争性政治的体现。本文以2003—2011年我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发生的46起群体性事件为切入点,采用文献阅读、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的方法,比较六种不同种类群体性事件的话语表现、形式特征与利益诉求。透过这一解读过程,总结出不同时间、空间下群体性事件的异同与抗争性话语的新特征。

中国网络流行语研究中的“草根”想象与青年心态“神话”

中国网络流行语的历史乃至互联网文化的历史,首先应该被看作娱乐和社交的历史。这意味着应谨慎评估网络流行语的公共潜能。国内的网络流行语研究集中呈现了对“草根”网民及其“抗争话语”的学术想象,忽视了网民群体内部长期的结构性变化。“草根”网民作为一种总体性存在的默会知识,其实是中国网络流行语研究在知识积累中塑造的“神话”。这些研究认为网络流行语传播背后存在一个坚实的“草根”群体,其逻辑延续了互联网能够带来政治民主化的观念,对互联网作为政治性媒介的前景寄予高度期望。与“草根神话”相呼应,网络流行语被过度建构为一种公共话语。根据这种“神话化”的网络流行语解读青年心态,相关研究建构了一种富含公共关怀的心态“神话”。网络流行语固然存在公共性的面向,但是,相关知识的延续需要在破除“神话”的基础上进行。若对“草根”修辞不加反思地使用,学界将持续加深路径依赖,愈发远离中国网民鲜活的网络实践。

实现有序化、有益化引领:网络抗争研究的核心议题演变及社会治理趋势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发展中各种利益主体都借助互联网及社交媒体进行权益表达、监督问责和利益抗争,这引起了学界的持续关注。本文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对我国2000—2020年间的网络抗争研究文献进行共现、聚类、演进和突现可视化分析,探析国内该领域研究的轨迹、热点变迁、主题及发展趋势,旨在为我国网络抗争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学术图景,并对未来研究提供方向指引。

时评作为一种利益表达方式:传播社会学的考察

本文将市场化报刊时评视为一种利益表达的象征行动,并将其置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利益分化的背景中进行阐释。研究发现:时评通过正当化的话语建构,使公众利益表达在局部范围成为可能;内含信任危机的公共事件是公众利益表达的焦点,权力—利益的逻辑与正当程序的逻辑交织在话语表达当中。目前的民意传输机制是不透明的,言论的作用是随机的,但其仍在象征层面具有话语抗争的社会与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