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治理:事故灾难事件中谣言治理研究——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为例

近年来,网络话语治理成为公共治理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因其虚拟性、时效性、海量性等特点,使得既有公共治理的策略和手段难以奏效,面对网络话语治理这一新的治理领域,政府应如何调动资源实现其治理目标呢?本文基于麦考姆斯的议程设置理论和奥尔波特谣言传播公式构建综合的分析框架,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为例,从话语主体、行为逻辑、信息信度、传播效度四个维度剖析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同时从政府等辟谣主体和谣言传播主体的博弈关系中探讨政府在网络话语治理中的成功和失败。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多模态话语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中抖音短视频新闻为例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因为拥有丰富的多模态符号资源和庞大的用户群体,已经成为政府机关与社会机构发布消息时的首选渠道,是实现有效宣传和科学管理的重要方式。基于社交媒体的特点,我们提出多模态话语治理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我国主流媒体是如何通过建构正面价值来引导公众的情感和态度,从而实现话语治理的目的的。同时,以评价系统为基础,我们提出了正面价值语义框架和多模态分析框架,并系统描述了如何通过文字资源和图像资源共同建构正面价值。本研究以“央视新闻”官方抖音号发布的短视频新闻为例,发现其通过自下而上的劝导式和引发式的话语策略呈现积极情感、良好品质以及事件合理性,从而达到构建社会情感共同体和社会价值共同体的目的。我们认为,基于社交媒体的多模态话语治理不仅是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国家软实力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

自媒体时代青年网络话语治理研究

自媒体时代,技术的张力作用不断凸显,深刻影响着青年网络话语的建构方向与质量。针对当前青年网络话语中存在的“焦虑化”“娱乐化”和“低俗化”等问题表征,需以问题倒逼改革,明确青年网络话语的场域转向,科学规划和落实青年网络话语治理策略,从而实现青年网络话语治理工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布局的协调推进。

区块链赋能网络话语治理的应用研究

网络舆论场中技术与资本的同谋、公域与私域的耦合、理性与感性的错位带来的话语失序是网络空间话语治理的困境,需要借助技术创新来驱动治理手段的创新。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防篡改性、公开透明的特性而给网络话语治理工作带来启发。网络话语治理的创新需要新技术的赋能,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去中心化多方协同模式,创新加密算法信息溯洄流程,搭建透明高效的信息共享网络,健全智能合约动态监督机制会为网络话语治理提供新机遇。

话语建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维度

话语是嵌入人类生活和社会治理运行过程的语言符号,话语建构成为各级党政部门施政的重要方式,构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维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话语有着内容多元性、修辞考究性以及共性个性并存的特征。实践中,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话语建构发挥了证成、激励和整合三项功能,即基于合法性维度对治理行为进行论证、对基层治理主体进行有效激励、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元格局的整合。未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话语建构应从“扩展式生产”逐步迈向“集约性发展”,以更加凸显话语建构的实践导向,增强话语建构的自发性和内生性,并关注话语的全域性谋篇布局。话语建构积极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继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建设的优秀历史传统。

构建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三重向度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以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选择。构建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既是提升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构建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道义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和传播性话语权三个向度进行综合构建,彰显出中国的国际道义引领能力、机制建设引领能力和国际气候传播引领能力,以此凝聚国际共识,汇聚全球合力,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努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中国能源治理话语翻译资源库的构建研究

中国建设能源强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离不开能源话语实践特别是能源治理话语实践。中国能源治理话语以其特有的话语概念已经形成国家话语,但只有通过国家翻译与国家修辞转化为国际话语,才能够切实赢得全球能源话语权,提升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话语能力。从中国能源话语研究现状着手,阐明能源治理话语的内涵及特征,提出构建“三库合一”的能源治理话语翻译资源库,包括中国能源治理话语翻译术语库、翻译语料库、翻译修辞案例库,整理收集中国能源治理话语的相关资源,依托翻译这一跨语际实践规范能源治理话语,提升能源治理话语的认可度和传播力。

低碳治理行动中的话语互动与地方能动性

基于批评话语研究关于“话语”的认识,将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视为“国家低碳治理话语”的文本体现,将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与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方案》视为“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文本体现。依据“双层—五步”话语互动分析框架,对碳达峰行动中“国家低碳治理话语”与“地方低碳治理话语”的纵向话语互动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话语之间的互动:在语言使用层面,成渝行动方案的语体结构成分既有来自国家行动方案的、又有自己独创的;在社会因素层面,地方话语主体在贯彻落实国务院行动方案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两个话语主体之间上下级关系对话语互动结果的潜在作用变成事实,使成渝行动方案体现低碳治理的地方特征。这两个发现凸显出话语互动过程中“能动性”对互动结果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话语互动的地方性。对此进行讨论,不仅诠释了话语互动理论的核心要义,而且呼应了社会语言学和话语研究关注的前沿课题。

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传统安全威胁与新时代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成为影响国际安全极为重要的变量。当前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面临着现实挑战:西方国家建构并极力维护“中心——外围”二元安全体系;西方国家极力阻碍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中国全球安全话语权构建处于弱语失语状态。同时,新时代呼吁新的治理理念和机制,中国正不断建构安全理念和话语平台,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等,这些都是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的现实机遇。为此,本文提出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提升的几点对策思考:凝练文化内核,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做好技术创新,构建立体、多元、智能的话语传播体系;提高话语分贝,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从革命到治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形态探析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生发于本土的文化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艺思想为主线、其他理论阐释为副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以革命话语形态出现,凸显了文艺的阶级性、战斗性,形成了革命的文艺观和文艺服从政治的功能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以治理话语形态出现,强调了文艺的社会主义属性和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起人民性的内涵。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整体形态看,革命话语形态和治理话语形态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生发于审美政治的问题域,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活动的结合,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化政治实践的产物。

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主导问题及中国话语权提升路径研究

随着传统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式微和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谁来主导”问题浮出水面。回顾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博弈的演变特征不难发现,在旧有的国际规则下话语权主导者能塑造治理规则和评判他国。当前中国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主要有美国通过霸权维系自身利益扩张、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全球延伸、新技术更新升级、新兴经济体内部利益分化等。中国要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更好地传播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应努力将独特的中华文化基因融入全球治理观,拓宽中国国际话语权多样化传播渠道,逐一回应中国话语的西方叙事以及提高国际传播精准度。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治理话语建构论析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治理话语建构是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即在演进历程上,经历了探索阶段生存权导向的环境保护话语建构,形成阶段发展权导向的生态环境建设话语建构,拓展阶段环境权导向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建构;在内在机理上,以现实生态问题治理为逻辑起点,以凸显社会主义政治意蕴为价值指向,以系统思维为致思方法,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叙事主线;在方法路径上,强调融通中外、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治理话语原始创新,注重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治理话语不同主体之间的多元合作,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治理话语传播能力建设。

“00后”青少年网络话语表达范式变化及其对策分析

网络话语作为“00后”青少年的一种日常话语类型,已成为新型话语形态与人际交往方式,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深远,尤其是“00后”青少年网络话语表达范式变化所带来的影响,需要引起必要的关注。基于此,在对“00后”青少年网络话语热词对比的基础上,文章着重从语言符号的重组、特殊符号的重构以及表情符号的重释三个方面来阐析“00后”青少年网络话语表达范式的主要类型,围绕话语来源更显新潮化、表意内容更显隐晦化、表达形式更显多元化三个方面的范式变化,展开对网络舆情生态、网络生活认知以及网络话语秩序的影响分析,并针对话语失范而产生的失德、违法违规等不良影响,从话语自律与话语治理两个方面提出对策。

从“语言治理”到“话语治理”:概念、体系及其实践

“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为达成共同目标而进行协作的过程,强调规划性、协作性以及非强制性。话语治理将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和语言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结合话语实践,归纳了话语治理的概念及体系。话语治理体系包括官方话语、机构话语、群体话语和个体话语等四个层次,每种话语的治理都有自己的机制和特征。话语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构建话语体系及和谐的语言生活。

中国制度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与构建路径

制度话语权是国家主权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是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可或缺的国家主权安全的国之重器。把控制度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在步入世界舞台核心进程中增进国际社会认识度和认同感、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重要举措,然而,中国在提升制度话语权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故意歪曲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中国制度话语体系发展相对滞后等诸多问题。应全面提升中国制度话语权在世界话语体系地位,破除解读中国制度的西方话语霸权政治威胁,通过制度话语与日常生活场域深度融合等方式,提升中国制度话语魅力,科学选择中国制度话语传播表达路径,强化大国担当的战略投入,优化制度话语权的资源配置,以寻求构建中国制度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省域治理话语变迁的方式及其逻辑——基于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省级党代会报告文本的考察

省域治理话语在中国治理话语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提出,为观察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提供了契机。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省域治理话语呈现整体性变迁趋势,话语表述更新、嵌入强化、感情色彩变化、结构调整是其话语变迁类型。这种变迁受到权威-服从逻辑、自主性-语境逻辑、内容逻辑的多重塑造。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是言说、行动与认同的集合体,具有一致与差异并存的复合性。省域治理话语变迁是造成中国治理话语中存在“层级累积”现象的重要原因。对省域治理话语变迁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于中国治理话语的认识,也有利于强化人们对中国治理模式“特色”的把握。

从革命话语到治理话语: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的话语转换

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的重要载体,是其影响思想引领实效性的关键一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的主导话语基本实现了从革命话语到治理话语的历史性转换。从革命话语的角度出发,这种转换的必然性在于革命话语自身的斗争性与党思想引领的"和谐"意向相悖,且革命话语难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支撑党思想引领的先进性。从治理话语的角度出发,则在于治理话语本身对于党思想引领重心转换的适应能力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先进性的有效夯实。革命话语到治理话语的转换仍在进行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以正确对待革命话语为总的前提,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为总的原则,以构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治理话语体系为总的任务,使话语转换沿着正确的进路稳步推进。

中国“治理”话语的时空规定性及其政治使命

“治理”是一个“被使用”远胜于“被理解”的概念。西方治理概念及其理论自外而内的嫁接式传播与国内治理话语自上而下的组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着治理的话语紊乱问题。在中国国家场域中,治理话语有着特殊的时空规定性。就空间规定性而言,治理是为实现和谐政治生活而采取的整体性政治行动,治理的结构具有一体化特征,治理的职能是政治统治与公共管理的统一,治理的格局是共建共治共享。就时间规定性而言,治理话语是对一般“管理”方法的升华和优化,是从“应对之策”上升为“制度之治”。这种特定的时空规定性,决定了治理话语的政治使命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具体体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追求、累积和彰显中国国家制度优势的价值追求、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动追求、为制度优势向效能转化提供知识储备的学科追求等。

西方治理话语的政治哲学基础与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构建

当代西方治理话语的兴起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制度前提、社会环境与政治文化,对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都有相应的要求。民主治理、多中心治理、数字化治理等日益成为西方治理话语发展的主流趋势,其兴起与发展有着相应的政治哲学基础,体现为无政府主义与"利维坦"之间的张力与平衡、从人民主权向公民权利的转换、统治话语向治理话语的转换。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尤其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实践,重点聚焦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阐释好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突出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国家现代化治理语境下治理话语重构

在当前世界语境中,"治理"成为各国内部乃至国际关系间最核心和最重要的话语命题之一。它之所以变得如此时髦,是由于全球化浪潮中各国内政与国际矛盾层出不穷,国家需要"治理"话语打破困境。相应的,学界对"治理"进行爆发式研究,主要的话语解释路径集中于公共管理层面治理范式探讨,即如何运用政策工具提升国家管理水平。不可否认,"治理"工具的确提升政府部门行政效率与技术发展,但对治理工具的过度依赖也导致现代化治理难题。组织分散化、个体化、自由化的管理模式,加剧了现代社会碎片化进程。碎片社会信息分散、互相冲突、缺乏沟通进一步加剧了治理难题。因此,在现代化工具导向的国家治理语境中,如何重构"治理"话语体系,并使之整体化,就成为当前国家治理的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