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话语规划研究

法治话语规划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以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可在道路上明确中国法治话语阐释的目标性,在方法上加强其体系性。其中对中国法治话语变迁的爬梳是为法治话语规划提供“历史语境”。对话语规划理论的代际发展进行推衍,探究如何将我国的法治建设从话语规划视角进行推进。从法治话语的本体规划、地位规划、声誉规划、教育规划、翻译规划和技术规划等六个方面开展具体规划分析,希冀能为当代中国的法治话语建设厘清目标与方向,推动国内法治话语体系的深入研究。

从话语阐释到话语规划:语言政策研究的话语路径

从话语视角看,近70年来的语言政策研究可以分为4个阶段:话语阐释、话语批评、话语互动和话语规划。其中,话语阐释是一种实证性话语叙事,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政策现象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话语批评更多涉及语言意识形态、权力和不平等问题,认为语言政策并不中立,而是为了维护主流群体的利益,应该寻求针对语言权利的补偿措施;话语互动认为语言政策是“多声部”的,政策的制定、传播和实施都涉及话语协商和利益博弈,政策主体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援用”政策话语,导致语言政策的“再语境化”;话语规划认为“政策即话语”,语言政策进程就是塑造、指导和影响人们语言观念的话语操作进程,其核心问题是确定哪些语言问题应受社会关注,哪些语言理念应写入政策文本之中,哪些意识形态应作为社会共识而传播,哪些政策话语在本地化过程中落实为具体措施。美国“英语促进会”(ProEnglish)致力于推动官方英语立法,这一机构的语言政策包括5个相互关联的环节:注意、创制、传播、援用和反馈,形成一个完整的流程模式,呈现出明显的话语规划特征。

“本土”实践与话语规划——对20世纪90年代外国文学研究论争的再探讨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论争中,形成了“本土/外国”这一二元性命题。中国学者意识到西方问题无法自明性地成为中国的问题,然而在强调外来话语规划的本土转换时,却往往将“本土”作为绝对性的支点,形成“文化身份”的话语形式,实际上复制了西方的同一性叙事。本文从论争中所包含的逻辑矛盾入手,对其进行批判性解读,解构“本土”的同一化倾向,并尝试提出去中心化的对抗性叙述。

中国话语规划: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语言规划的新任务

服务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语言规划的战略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语言规划在经历了从语言本体领域进入到语言使用与应用领域之后,在新时代背景下,亟待系统开展话语规划领域的研究。本文基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源流的梳理,分析语言规划实现话语规划研究转向的必要性,提出新时代中国话语规划的三大目标与任务。

语言规划视域下的国家话语能力建设

国家话语能力建设是中国语言学对接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的新兴领域之一,也是语言规划学科向话语转型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文章首先梳理语言规划向话语规划转型的3个阶段,指出话语规划作为语言规划转型的新领域,是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关键。基于语言规划理论框架,将话语规划基本内容分为话语本体、话语地位、话语教育、话语声誉、话语翻译和话语技术6个方面,并从资源体系、评价体系与生态体系3个维度提出国家话语规划的三大目标。希冀通过国家话语规划来构建一个全球话语共同体,进而推进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国家对外话语战略的内涵与规划

国家对外话语是塑造国家全球形象的关键手段,也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有效载体,蕴含丰富的思想资源、战略意义与安全价值。本文旨在阐述国家对外话语的内涵,剖析目前中国对外话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国家对外话语各个环节的运作机制。国家对外话语战略应立足环境、动机、主体、内容、对象、方式、效果等七个要素,在相关方面充分做好策略改进与顶层规划,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全球影响力。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高校对外应急话语分析——以致留学生的公开信为例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高校向外籍留学生发布的公开信是其对外应急话语的典型代表。通过采用大数据搜索引擎技术收集2020年春季学期中国各地高校发布的网络公开信,结合内容分析法、话步分析法加以分析后发现:中国高校对外应急话语在内容上包含应急知识、应急管理和应急服务三大维度,当前话语实践中应急管理内容占比最高,其余两类内容体现相对较弱;对外应急话语的影响因素包括应急反应时间、多语资源能力以及话语规划能力等。基于对话语实践与影响因素的分析,文章提出高校应急话语建设的三个建议:找准对外应急话语的定位,提升话语规划能力;整合语言资源,构建对外加强应急话语预案;建设多元主体的对外应急话语体系。

《交往与空间》概念性与话语性总结

从设计与总结研究的视角出发,对扬·盖尔《交往与空间》进行了系统性与层次性解读,分别就"概念结构系统"和"话语性"的表达作为切入点进行了剖析,从而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得出了慢行交通、功能的综合与集中、不同空间尺度层次的划分、遵从人的活动规律四个方面对规划设计的启示。

城市新移民的方言能力、方言态度与社会融入——以重庆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变语配对测试、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重庆城市新移民的方言能力、方言态度及其在当地的社会融入度予以调查,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城市新移民的方言能力存在组间差异性。其中,智力型移民的方言能力最弱,投资型移民最强;研究群体对汉语普通话的态度显著高于重庆方言,主要体现在“情感认同”与“社会地位”维度;研究群体的社会融入度与方言能力、方言态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且“情感认同”维度是影响研究群体的语言态度、进而影响其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基于调查结果,文章从地区语言治理和话语规划两个方面给予相应的调适建议。

反思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人文建构

当下在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过程中,存在着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建构缺失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宏大的规划话语占据了旧城改造和遗产保护的中心位置,琐细的民生话语往往被忽略和掩盖,造成一系列的人文伦理问题,如文化生活断裂、居民价值失落、家族和邻里出现情感和信任危机等。北京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应该兼顾历史与人文,在改造历史街区、恢复旧城历史风貌过程中,将历史底蕴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