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船民主改革中的阶级话语嵌入与政治身份塑造——以四川为中心

民船民主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内河民船运输领域领导广大船工船民开展的一项社会改造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前,水上社会长期处于“江湖之远”,不受国家政权管控,未受革命斗争洗礼,作为劳动阶级的船工船民并无明显阶级意识,更无严密阶级团体。因之,民船民主改革需要以“谁养活谁”的追问为切口,推进阶级话语嵌入,逐步改变运动中一些行政干部的认知模式,树立依靠群众和借重积极分子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法,明确“我”与“他者”之间的阶级界限和身份区别,以此作为实现水上社会秩序变迁和政治整合的有效进路。

重新打开“阶级”的视野——长篇小说《艳阳天》再解读

长篇小说《艳阳天》系浩然以自己在顺义、昌乐等地农村经历为原型撰写而成,是当时主流文学史家眼中“阶级论”痕迹最为严重的作品之一,而“阶级论”确实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艳阳天》的认识主要局限于“阶级论”且聚焦于其负面制约效果之上,难免有过于相信詹姆逊所言意识形态“遏制策略”的嫌疑。实则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内涵比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要更加深刻、复杂,更能深入“现实的个人”及其所置身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艳阳天》也在阶级话语的面影之下隐藏着更为广阔、芜杂的世界。只有重新打开“阶级”的视野,我们才能充分面对《艳阳天》所揭示的生气饱满的“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众生相,以及马克思主义难以解释的以关系和权力为核心的乡村中国复杂政治经济生态和生存逻辑。然而,《艳阳天》并不止于自然主义地呈现权力与关系,其目的仍在创构新的以平等为前提、兼通“小”“大”的文化共同体,这使之成为所谓“机械社会主义”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文艺实践中的成功案例,值得今日学界重新辨识、发现。

革命歌谣中的阶级话语

在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革命歌谣是工农群众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运动中,阶级话语从意识形态话语转向革命的日常生活话语,是通过阶级话语语汇在革命歌谣中的植入以及大量阶级与阶级斗争主题歌谣的创作与传播来实现的。革命歌谣的阶级话语并不反映阶级现实,而是通过建构阶级对立和阶级仇恨的革命意识形态,以诉说阶级仇恨、赞美革命阶级亲密情感和积极乐观的革命生活、描绘革命的理想蓝图等方式,实现了革命的情感动员。

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兼论阶级话语对于历史的建构

政治运动是 2 0世纪 5 0～ 70年代我国用以塑造革命化社会权威与秩序的重要方式 ,作为影响此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其本身又存在着自身的发展走向和惯性 ,即从革命到后革命状态的历史变奏。运用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方法考察某一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 ,场景化地展示这一走向和惯性在微观场域中的演绎 。

《红旗谱》:本原历史与阶级话语的龃龉

《红旗谱》摇摆于记录历史和宣讲阶级话语之间,导致小说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出现诸多裂隙。而《红旗谱》系列小说漫长的成书过程也显示出它有一个从历史写真向阶级化虚构的演变和转向。从社会学的视域来看,《红旗谱》确实生动地呈现了某些原生态的历史景观,而这恰恰是《红旗谱》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显然,《红旗谱》的"史诗"性不在于演绎革命理论和阶级话语方面,而在于形象地再现历史和生活真实方面。"红色经典"或"农民革命史诗"之类的定位并非对《红旗谱》真正价值和魅力的揭示,而恰恰是一种遮蔽和消解。

重建“阶级话语”:工会维权的合法化和正义论基础研究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理论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两种针锋相对的合法化叙事路径。从深层的社会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来看,只要资本的逻辑没有根本改变,阶级政治话语就始终是资本合法性的批判维度,也始终是工人阶级追求"阶级平等"与"制度正义"的合法化源泉和正义论基础。资本的全球化和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的客观逻辑决定了"阶级话语"不可能"退场"。"阶级平等"应该成为"制度正义"的基本考量。

阶级话语的变迁:1950～2010——以《人民日报》为例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借用阶级话语进行政治动员、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等活动。改革开放之后,阶级话语在国家话语中的表达发生了变化:阶层话语兴起,阶级话语被淡化;经济话语成为主流,斗争话语被边缘化;改革话语成为核心,革命话语影响减弱。但阶级话语并未在国家话语中完全消失,一旦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阶级话语将可能再次回归并对现实产生影响。

阶级话语与日常生活:集体化时代干群身份及其关系的历史建构——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例

阶级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反映,能够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集体化时代的阶级话语建构着党和国家的权威及社会规范,也从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上塑造着干部与群众的角色、地位及干群关系。本文从话语分析和话语实践的视角,探讨阶级话语对干群身份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历史建构。在阶级话语中,乡村干部应该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群众的公仆;群众应该服从干部的领导,安心劳动,同时积极维护集体利益,约束自身言行;干群之间应该鱼水相依,团结合作,平等和谐。但是,阶级话语的这种建构不能与干群的道德观念、生存理性及乡村的人情网络完全相适应,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村民日常生活逻辑的消解。

性别、女权主义与阶级话语

“最漫长的革命”——这句话曾经用于形容女权主义对于父权制的反抗。相当长的时间里，汉语之中的“革命”很少与性别联系起来。阶级、民族或者国家时常充当了革命的主体；作为一个反抗的共同体，性别很迟才浮出水面。英文之中的“女权主义”一词19世纪80年代首次出现，旨在支持男女平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

阶级话语的发展与变迁——基于《人民日报》社论(1978—2016)的分析

基于1978—2016年《人民日报》社论文章,剖析改革开放以来阶级话语的发展变迁。研究发现:"阶级"话语逐渐淡出视野,"阶层"话语稳步发展;凸显对立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话语体系不再流行,而"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等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本质特色和信仰的话语稳居主流。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阶级"话语正逐渐向强调功能、和谐社会的"阶层"话语转变。

论“样板戏”话语演绎的阶级感情

受制于抗日战争以来的“战争文化心理” ,“样板戏”中的人际关系被简单化分为两大对垒阵营中的敌友关系 ,或同一阵营中的同志关系 ,人物感情倾向于两极分化的阶级爱憎感情。讨论了基于阶级感情的亲情话语、阶级情谊话语 ,揭示了打上“文革”时代烙印的“样板戏”话语只有阶级共性 ,缺乏人物个性的特征。

中产阶级话语的政治定位与思想引导

中产焦虑已经构成当前大众话语中一个显著的存在,它表明,以小资产阶级精神为其实质的中产阶级话语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审美层次向社会生活扩展,它围绕着纵向阶层流动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影响远远超过该群体本身,已经构成一种重要的话语力量。从政治上看,中产阶级话语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其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又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它属于人民话语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与工农群众的话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体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对话者和内容来源。针对中产阶级话语的思想引导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

阶级话语的转换与形成

文章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坛阶级话语的形成过程,认为这一话语模式由政治 领域转换而来,形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文坛。苏区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在于它将阶级话语这一 新的文学话语引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

阶级话语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近代仁人志士的阶级观点和思维方式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而引发的,其基本思想来自马克思。作为舶来异质社会分析方法,之所以没有受到早期知识分子的排斥,是因为传统文化中的均平意识和思想起了中介作用。如同站在小农生产的视角解读社会主义为"公有制基础上的均贫富学说"一样,他们侧重从贫、富即财产的视角来划分阶级。这一误读,对后继马克思阶级观点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资本逻辑形态的嬗变与“阶级话语”的重审

在传统阐释中,阶级成了暴力欢呼的"纯粹政治"的同义语,直接导致阶级话语的退场。在谈阶级色变的同时,阶级能否重新审读,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直接将"去阶级化"作为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章的续写,但仅仅是一种错误的谱系。如何理解阶级先在性条件的变化,从资本形态的变化把握到资本逻辑硬核恒定性,是一种可靠的理解路径。阶级在人类解放的意义上,区别于一切政治解放意义上的其他分析方式。

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纠缠——《对马》在中国

《对马》是左翼提倡"国防文学"时备受称颂的一部作品,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它主要是苏联国家意识的张扬。然而,很多左翼作家、理论家有意无意忽略《对马》中的苏联殖民话语,转而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民族主义观,与此同时,对《对马》的解读,折射出党团组织介入文学的尝试。因此围绕着《对马》及其所引出的"国防文学",左翼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并和国民党文人在民族话语上展开了争夺。对《对马》在中国的接受情形分析,可以看出左翼文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在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上的复杂纠缠。

基于阶级话语权博弈的议会制模式嬗变分析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利益就一直是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所在。社会话语权作为利益实现的重要手段,无不是各阶级竞相角逐的对象。人类社会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阶级话语权博弈的变迁史,在各阶级话语权博弈的制度化机制层面,议会是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模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议会制模式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典型时期: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人民大会模式,西欧中古时期的等级会议模式与近现代代议民主制模式,议会制模式的演变折射了人类社会阶级话语权博弈制度的变迁。

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下的革命英雄叙事——麦家的长篇小说《刀尖上行走》及其意义分析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革命英雄叙事已遭遇到非合乎历史规律性与非合乎目的性的彻底解构与改写,然而麦家小说的出现为重构一种新的现代革命英雄叙事秩序提供了可能性。麦家的《刀尖上行走》以还原历史真实为原则,在重构革命英雄叙事时,以责任与使命为己任,重新召唤起人们已丧失或者被遗忘的可贵品质。在叙事中将信仰铭刻在英雄的灵魂中,力图重建当代社会的精神空间,并让我们重温了一种阔别已久的英雄哲学。

从阶级话语的变迁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与自我调适

阶级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观察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视角。阶级话语的变迁,本质上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与自我调适。改革开放以前,主流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以阶级话语为核心的革命型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使得阶级话语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在社会理论研究的理论框架选择和话语转换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执政党的执政话语体系的演变上。改革开放初期到21世纪初,阶级话语的式微,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力图实现从“阶级话语”到“现代性话语”的变迁,从“革命”到“建设”的意识形态转型。进入21世纪,阶级话语的不断凸显,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适时调整单一的发展主义的现代性话语,寻求解决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关注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性。

阶级话语与救赎模式的悖谬——评王青伟的长篇小说《村庄秘史》

《村庄秘史》以阶级话语模式揭示和反思了近百年来中国南方农村正在被遗忘的历史伤痛。作品的叙事表明:阶级关系与阶级意识在阶级消亡后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并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在阶级斗争语境下,以古老民间文化、外来宗教和传统文化为精神文化资源的个体救赎都无法拯救人类迷失的精神和灵魂,超出阶级话语的个体拯救模式成为历史的悖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