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展示风俗,透现“深层结构”的典范

近些年来希望寻找、探求、创作“民俗”或“风俗”小说的人多起来了,以至于要形成一种潮流。邓友梅说:“从《话说陶然亭》开始,我试探着写‘民俗小说’……我计划写一组中篇和短篇,分开来各自独立,合起来则是一幅长卷风俗画。”冯骥才说:“为了制造这小说的可信性,我还有意兑进了历史风俗的溶液,把风土人情,历史习俗,民间传说全渗杂进去。”郑义说:“美.在生活中。我沉得越深,便越不信任某些文人在作品中展示的历史与生活。而开始到民间传说和民歌中去发掘。”

人的改造问题的思考——论邓友梅的小说创作

把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最终革命目标的无产阶级,肩负着改造世界的重任。改造世界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人的改造。对人的改造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一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能否正确地认识人的改造,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策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革命是否能顺利发展,民主革命阶段我党在人的改造上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大大推动了革命事业胜利的进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在人的改造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就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刊物的生命力取决于读者对每期杂志的阅读期待——《北京文学》社长杨晓升访谈录

何平:今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北京文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但我觉得和今天《北京文学》关联性更大的重要起点是《北京文艺》更名《北京文学》的1980年前后。现在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这一时期《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经典作品很多,像《在静静的病房里》《话说陶然亭》《内奸》《爱,是不能忘记的》《风筝飘带》《丹凤眼》《受戒》,等等。

柯天国市井小说的市俗意识

眼下,人们对于柯天国要刮目相看了。因为他不再是当日的“锁王”①,而是一位建筑师。在文学园地里,他建起了属于他自己的“风流巷”和“烟花楼”②。在这两部不算很长的长篇小说里,他营造了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世界。与其说作品在描绘当今改革开放年代里南国某城独特的生活方面,显示出作家独特的观察力和感受力。

卷首絮语

感谢作家出版社,鼓励与督促我编出这五卷本的集子。藉此对我将近半个世纪来的文学写作,作一下检阅和小结。我发表第一篇作品,是1946年,在新四军的刊物《歌与剧》上,鼓励我写与为我发表那篇作品的是戏剧家张拓。这篇作品连同发表它的刊物已经无法找到。但从此引发了我从事写作的志愿。

邓友梅 “京味”作家的文才与心史

从一位没读过几年书的小小交通员,成为一位风格独具的作家,他经历的坎坷波折不是一篇短短的文字所能容纳的。他说,人一定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自己所能贡献的,惟有写作是一个认真的选择小八路、日本劳工、新四军战士、解放军文工团员、见习记者、创作员、建筑工人、“右派”、作家,这样一些名称放在一起,似乎多数之间都不是很搭调。若说这些名称分别指代某个人的一段人生,

超越时代的共名性——重读邓友梅的《那五》

邓友梅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青年作家,但因为政治厄运,他的文学才华一直憋屈在心里,直到"文革"结束,终于像井喷式地得到充分的释放。自1980年起,《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话说陶然亭》就接连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那五》就是在这一创作力高涨的背景下完成的,小说发表于《北京文学》1982年第4期,第二年也就水到渠成地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对于邓友梅来说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以浓郁的京城市井韵味,奠定了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