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纬”维度看中国哲学史的五种诠释体例

从研究坐标的纵轴即"经"、横轴即"纬"看,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呈现为五种诠释体例。一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二是以学派或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三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四是以学理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五是以学人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是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诠释体例。

皇侃《禮記義疏》之詮釋體例及時代特色

皇侃《禮記義疏》輯本及殘卷《禮記子本疏義》所體現出的詮釋體例有:一是好用聲訓之法來闡發對禮義的主觀認識;二是在義疏體框架下,多有違背鄭注之處,疏亦破注,表現出較强的懷疑精神;三是保留問答體式,邏輯思辨色彩濃厚。以上三點可以看出皇侃禮學上繼漢學,下啓宋學。四是通過屬辭比事之法,發明經例與禮例,其中禮例可以指導現實的禮制建設;五是刻意追求經文的邏輯一貫性,維護經典權威,爲禮制建設提供理論指導。後兩點可以看出皇侃禮學與禮制建設密切相關。孔穎達《禮記正義》在删理南北朝義疏時有一定的義例,導致以上五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時代特色。

试论黄榦的《丧服》诠释

作为两宋礼经学创发新义阶段的一部代表性著作,黄榦所著《仪礼经传通解续》虽然不以文字考证为主,但却重新整合了《仪礼·丧服》篇的经《传》《记》礼经话语体系,力求打通“五服”条文之间的服制关联性。作为一部纂集体著作,该书采用纂集重构———以结构为基础的诠释策略,通过新的礼制类目的确立,构筑了《丧服》篇礼文诠释的几大主体内容,即《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等诠释模块。受南宋时期礼文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影响,黄榦编纂《补服》《丧服变除》等部分礼文,依赖的文献主体仍然是以《礼记》一书为主,同时也兼及少数其他经学著作。从小注部分的注释编排情况来看,黄榦的丧服礼文诠释更多呈现出一定的继承性,保留纂辑了大量汉唐注疏及陆德明《音义》的诠释材料,创新性较少。

试论车垓的《丧服》服制诠释

作为两宋创发新义阶段的一大代表人物,车垓在《丧服》诠释上极具特色,所著《内外服制通释》一书极具亮点。作为一部专题考证体著作,《通释》虽然以考证与《丧服》制度有关的各种专题内容为主,但在服制“义例”诠释上,紧紧抓住“义例”概念关键词的词义,第一次对各种“义例”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学术界定与推阐,第一次增设了“加服”这一类别。在著述方式上,车垓沿袭了汉代以来的治学传统,十分重视礼图的诠释方式,而且立名条目类目分明,涉及面较为全面。就其著述宗旨而言,车垓撰述《通释》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满足日常社会人们服丧之需求而提供便利,突显的是其礼俗规制的民间服制色彩,而不是为适应“三礼”学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需求。

《尚书今古文注疏》的诠释动因、体例与方法

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代表乾嘉时期尚书学研究水平的总结性著作。孙氏注疏《尚书》主要基于时代需要,江声、王鸣盛、段玉裁三家《尚书》研究尚存不足及其自身对《尚书》的浓厚兴趣与长期积累。该书采取自注自疏的诠释体例,运用网罗旧说、选择旧说、突破旧说、重组旧说的诠释方法,兼疏今古文,注取五家三科之说,疏取先秦诸子唐前旧说之涉《书》义者及时近人说,不取宋元明人之论,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及治学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