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的幽灵: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诠释史

德国浪漫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诸多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针锋相对的特征,使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时代潮流的反动而被贴上了非理性主义、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标签。尤其是从19世纪中后期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泛政治化和民族认同的大背景下,作为在德国历史和文化中孕育出来的第一个本土化的、最具德意志特色的思想文化运动,对浪漫主义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与时代精神和政治局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及古典与浪漫、启蒙与反启蒙的二元对立使得深入德国浪漫主义内在学理的研究难以展开,它要么被刻意贬低,要么被无限美化;要么被认为是完全非政治的,要么被认为是政治上极为反动的。因此,超越启蒙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性话语,通过对德国浪漫主义的诠释史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对于深入德国浪漫主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语境,揭示德国浪漫主义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意逆志诠释史研究

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到当下的各种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这一历史经验整体来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呈现了语义拓展、边界限定与逻辑建构的诠释历史进程与经验结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了汉语语境中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为以意逆志诠释学的学术传统,经典建构、伦理对话是其所具有的汉语文化与思想特质。

事件诠释史分析:诠释视角下的事件与制度

制度复杂性的核心是模糊性。复杂或模糊制度的执行过程实质是对制度的诠释过程,而制度的诠释过程也可以看作制度变革或制度创业的过程。正是组织成员对于相关事件的诠释史构成了模糊制度本身。与传统诠释主义方法论相区别的是,事件诠释史所探讨的对象是管理场域中的实际参与者对制度的诠释及其演变。事件诠释史分析关注对于同类事件的诠释历史,并以此来解释制度创业或制度变迁过程。

儒家道论转向中道德主体建构的演进逻辑——以《周易·系辞上》中三个道论命题的诠释史为中心

在儒家思想史中,关于《周易·系辞上》中三个内在相关的道论命题之诠释是一项不断推进的工作。以此为线索,可以从一个小切口清晰地体察儒家道论转向中道德主体建构的演进逻辑。具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诠释转向,喻示着道德主体的祛魅进程,随着良知、与气合一之心以及“人”等成为道德主体,人的理性与主体性得以不断彰显,由此摆脱了超验道德主体的宰制;“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诠释转向,喻示着道德主体生成方式的实践转向,随着有形、无形之辨的不断深入,道德主体生成方式的抽象性被不断地剥离,与人的实践生活取得了愈来愈紧密的联系;“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诠释转向,喻示着趋向平等的道德主体结构之建构,从王阳明的“能”与“不能”之解到王艮的“失”与“不失”之释,圣人、士、百姓之“知”的差距被逐步拉近。但是,由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的局限,儒家所建构的道德主体依旧是前现代的,直至近代才发生质的改变。

孟子“《诗》亡”说及其在诠释史中的变形

传统经学诠释中,孟子的"《诗》亡"说被分解成《诗》的某部分、《诗》流传的某环节或《诗》的某方面功能的衰亡;而孟子本义则是作为文学样式的诗与它所指引的政教方式的整体式微。注疏通过种种限定造成对孟子本义的割裂式理解。作者和注疏之间的张力源自不同诠释者对经典理解的差异,同时这种理解差异根植于政教方式的变革及由此而引起的经典自身意义的变迁之中。经典和政治生活的交互性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彰显。

由汉至宋“六诗”之“兴”诠释史浅论

本文对从汉到宋时期《周礼》相关论著中出现的＂六诗＂概念诠释进行梳理,特别关注其中学者对＂兴＂的感悟认知,从中提炼出注疏所关注的共同问题,揭示出学术脉络,展示了＂六诗＂之＂兴＂诠释史的一些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汉到宋时期经学思考的曲折与发展。

“后文本”研究的力作--评郭素媛教授《〈三国演义〉诠释史研究》

《〈三国演义〉诠释史研究》一书,以历史上对《三国演义》的种种解读为研究对象,是首部对其诠释历史进行梳理的著作。该作关注“后文本”,开拓了《三国演义》研究领域;关注诠释者,注重探求不同诠释特点形成的原因;在结构模式、写作思路上该书也有独到之处,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上一部独辟蹊径的力作。

儒家经典诠释史建构的路径及其意义

经学的发展和儒家“经说”息息相关。在现代学术视域中,一部经学史就是儒家经典的诠释学史。儒家经典诠释史的建构必须以经学史为基础,用现代诠释学叙事方式取代流行的哲学史叙事方式加以转换重构。是故,以时间脉络为轴线,儒家经典诠释典范的历时性转移可以概分为五期:先秦经典诠释启蒙期、两汉经典诠释昌明兴盛期、隋唐经典诠释延续继承期、宋明经典诠释变古改经期、清代经典诠释集成期。对儒家经典诠释史的重构表明,儒家经典诠释依从“宗经”立场,以“通经明理”“体用一如”为普遍性追求,体现为语言考据及义理阐发两种形态,大体对应于现代诠释学中的技艺诠释学和诠释哲学。历史地看,儒家经典诠释以经典注疏和思想创造为义旨,对经典诠释的“元”追问(理解的条件)则甚少关注。当下对儒家经典诠释的研究,实应通过现代性的转换,转型为追问“理解如何可能”的儒家经典诠释学,返本以开新。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问题的诠释史——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

在独立于欧洲大陆的现象学运动情况下,维特根斯坦曾经在1929年初重返剑桥大学之际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现象学”版本。那么,他对于“现象学”的界定是什么? 他的这种想法是在什么时候并如何形成的? 这种思想在其哲学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相关思想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自从斯皮格尔伯格在1968 年发现所谓的“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以来,国际学术界已经提供了不少诠释维氏这一思想的方案。本文将对这些海外学者业已取得的成果作一番梳理,以彰显研究维氏“现象学”问题的学术意义以及这一研究自身的客观难度,并为中国哲学界介入该话题的讨论提供基本的学术背景。

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研究

如果参照时段理论将史实分为"具体史实""一般史实""抽象史实"进行分析不难发现,陈寅恪运用文学作品对上述三类史实进行的考证与解读,呈现出的是一个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的过程。就某种层面而言,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是陈氏史学研究特色最突出的呈现,它既显示了文学作品史料价值层次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是陈寅恪史学研究从对历史表象的考证还原到历史内蕴的深刻阐发历程的集中呈现。此外,历史现实层面的史实还原与精神层面的内蕴阐发构成了历史学求真维度的两个基本面相,陈寅恪的从史实求证到心史阐发的研究工作正是对历史学求真维度的全面观照与把握。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总释”的史境诠释

在指出牛顿《原理》之“总释”真实地述说了他对于上帝、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基本看法以澄清某些不必要的误解的同时，揭示牛顿的自然哲学方法和信念与其上帝信念之间的依存关系，并说明牛顿革命在实质上是一场自然哲学的变革．

戴東原與乾嘉經典詮釋的思想史背景

作者多年來研究乾嘉學術思想,心得結集為《戴東原與乾嘉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一書。本文回顧自身研究歷程,對清代經學思潮的精髓--“社群意識”與“多元價值”--多所闡發;對清儒“由訓詁而通義理”的治經方法進行分析;對戴東原學術思想中關鍵的性善、理欲與公私之論及其當代意義作了細緻分疏。作者認爲清儒的經學研究不是單純的考據,而是與社會、人生有着深刻互動的文化形態。

诠释镜像中的黑格尔法哲学

不论是新的诠释进路还是传统的解读,学术界对黑格尔的理解更多地源自于政治的或历史的兴趣,而忽视了黑格尔那些引人注目的社会政治学说本身所包含的哲学或形而上学旨趣。要想真正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就必须首先对过去诠释黑格尔法哲学的诸进路进行一个批判性考察,进而重新理解和把握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从“述而不作”的诠释看孔子升圣的演变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孔子提出的重要概念。在他之前,圣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顺应自然、非工造化。孔子不以圣人自居,故“述而不作”。孟子提出孔子“作《春秋》”,将孔子提高到圣人的地位。“述而不作”的诠释史可分为三个阶段:诸子时代对孔子圣人地位的酝酿、经学时代对孔子圣人地位的定型以及清代以降学者对孔子圣人地位的辨析。以往对“述而不作”的诠释及其相关观点促进了孔子圣人地位的生成,然而其部分观点却值得反思,孔子升圣也可能由此呈现出新的面貌。

阳明学诠释理论建构的问题与思考

阳明学诠释理论是以二度诠释研究为视角的阳明学诠释史为基础而建构的话语体系。其建构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历史”与“理论”的双重必要性,在“史”与“论”融合视阈下,呈现出显性与隐性双重建构结构。阳明学诠释理论是对阳明学五百余年的发展与诠释史的理论升华与回应,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到底是什么——兼诠释学经验范畴述评

针对关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习惯见解 ,本文旨在指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是“经验”问题 ,而不是“理解”问题。文章通过探究《真理与方法》的写作体例与表述方式、伽达默尔同海德格尔的关系 ,阐明造成这种“理解”倾向的原因。并总结、评述“诠释学经验”范畴。

简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叙述方式

作为现代学科形式的"中国哲学",既不同于传统的经学或者子学,也不完全同于西方近代的哲学,而是综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容纳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特点,在史与论、学与思之间经过复杂的融合与调适之后的结果。因而其叙述的方式也就表现出了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最具有现代哲学意味的逻辑系统构造到一般性的思想史表达,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当中都可以看得到。这些叙述方法的类型与特点需要我们去梳理和总结,而其背后所蕴含的哲学理念与哲学史观,更是今天反思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寻求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会通,所必须要加以理解与阐释的内容。

《公孙龙子·指物论》注说论骘

近代以前,注家以庄、儒或以佛解《指物论》,并未切近公孙龙所言之谛趣。而近现代以来,诸家开始借由西方逻辑学、语言学以解读《指物论》:逻辑学视野下之一系注家或以“指”为形色性等“物德”或以“指”为共相而以“物指”为物德,皆与公孙龙之意相去较远。而逻辑学视野下之另一系注家以“指”为“指而谓之”或“概念”则显然更切近公孙龙所言“指”之真意;然其牵绊于旧有的“客观主义”思维,对“物莫非指”“指非指”所作诠解仍与公孙龙致思之真趣相隔于一间。而语言学视野下的注家中,黄克剑先生则不再受制于传统的主客对峙思维,从相应于生命践履的别一种“语言学”那里找到了可契会公孙龙“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之本旨的蹊径,并继此对《指物论》作了自出机杼而又切近公孙龙原意的疏解。

哲学诠释学历史中的变革

20世纪发生在诠释学领域的争辩,其根源在于理解活动之概念的多义性,而对此多义性的把握,则必须回溯诠释学的发展史。历史地看,诠释学的发展聚焦于两个变革阶段,一是1800年左右从启蒙时代到新人本主义的过渡,二是20世纪初新的诠释学萌芽之产生及其后效。系统检讨诠释学历史中这两个关键的变革阶段,有助于理解哲学诠释学对传统诠释学的承袭与断裂、以及当代诸种诠释学之间的同一与差异。

倾听注者,了解圣人--《论语》注释传统之省思

基于《论语》流传之"原意"难以掌握的观念,本文将讨论面对《论语》时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考量。对被敬仰的传统文献应秉持更宽阔的阅读空间。诠释者要表现出其学习之诚意,并能以谦逊的态度明确地承认其知识之不足以及其易错之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