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转向

诠释学真正成为独立且重要的哲学学科是在伽达默尔的手中完成的。他在《真理与方法》中不仅考察了诠释学相关问题的始末,还把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到伽氏自己的诠释学建立了发展系谱。在伽达默尔看来,德国诠释学的发展在施莱尔马赫是一个转折,在海德格尔又是另一个转折,这两个转折标志着"方法论诠释学"与"存有论诠释学"的距离意义。伽达默尔如此以"技艺学"解读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背后是出于"人文主义传统"对"自然科学统治"的批判;而后之继承海德格尔,则可看出伽达默尔对人文主义深化的切入点。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伽达默尔继承的人文主义传统对技术、方法的批判看出其理论的角色,也可以从他对理解的前行性看出他如何响应现代性的主体问题。问题不在于他的尊重传统,而是他如何在诠释学任务与人文学关怀的角度中联系上传统。

文化人类学的诠释学转向述论——以《农业内卷化》为中心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关注点开始从语言学转向诠释学,即开始关注象征主义和意义的问题,而格尔茨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触及了宗教和象征问题,是引导象征和意义转向的先驱之一。《农业内卷化》是格尔茨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这本著述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对爪哇农业的发展趋向进行了预估,并进一步论证了农业内卷化所导致的政治、文化、宗教的发展趋向。在对《农业内卷化》中关于生态系统的观点和其所呈现的诠释学趋向展开论述的基础上,可以梳理出格尔茨对文化体系的理解以及其文本叙事结构的一致性。

从外在视点到内在视点:哈特与法律实证主义的诠释学转向

哈特是战后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因应时势对法律实证主义思想进行了重大调整,人们称哈特的这种调整为法律实证主义的“诠释学转向”。即,从法律实证主义的“外在视点”转向了诠释学的“内在视点”。所谓“外在视点”指的是早期的实证主义者追求法的客观性,对法采取的是一种外在观察者的态度。这种“外在视点”无法把握法的全部特点,无法为法的有效性提供恰当的理由,因为法律的解释者同样是法律实践的参与者,无法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哈特认为,法的有效性的根据要参考官员和市民对法律的内在态度,即“内在视点”。哈特的“内在视点”开启了法律诠释学之门。

中介与开显——伽达默尔诠释学语言观要义钩沉

在伽达默尔看来,自希腊哲学以降的西方主流哲学曲解了语言的本质,语言与存在相分离,被降格为工具化符号,用以指称或描摹存在的表现。伽达默尔反其道而行之,接榫由哈曼—赫尔德—洪堡特开创的德国语言哲学传统,立足存在论视位,将语言理解为存在(事物)的存在方式,存在是语言中的存在,语言是说出存在的语言,语言、存在与思想在存在论意义上具有三位一体式的内在关联。伽达默尔以自己的语言存在论深度推进了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是联系思想和存在的中介,它使得思想和存在在其原始的依属性中得以表现,让存在的意义整体来到语言表达,在语言之光中被澄清敞亮,开显自身、呈现真理。中介与开显表征着语言的本质性规定,也同时显示为语言的效用。语言所具有的自我遗忘性、无我性、普遍性三特征,指示出语言是理解的最完美中介,它能够让一切与人有关的事情无遮蔽地显现在语言之中。

迈向伦常日用:诠释学对叙事治疗的启发

现代心理学自诞生之时起就将自身定位成一门科学学科,客观、实证是它的研究态度。百年后,后现代取向的叙事治疗正在心理学中崭露头角,它与人文学科的“诠释学转向”有着密切联系。诞生于这场转向之后的叙事治疗重视脉络性,关心人的主体性以及互为主体性的研究关系,正积极地走进日常生活。诠释学能“整体地”“视域融合地”理解叙事文本,同时能从对话与教化、语言与权力两方面提醒叙事治疗者。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关注叙事的布鲁纳与关注叙事治疗的怀特均提及回到生活世界中的“俗民心理学”。

评法律解释的本体论转向——以“类型”为中心

作为反思概念法学工具的"类型",重视人自身对法律概念、规范的建构意义,是法学研究立场向人本转换的路径之一。在西方,"类型"论经过了三代学者群的发展,但仍以第二代学者中的考夫曼"事物本质"理论和拉伦茨"具体概念"理论最突出。"类型"的本体论转向,即法律的诠释学转向,有其独特的、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21世纪前十年我国学术界本体论意义上的"类型"的研究,基本属于法学移植范畴,缺乏现实的土壤。事实上,我国尚处于法律需被信仰的时代,不宜过多强调"类型"的法律建构意义。

叙事分析是如何可能的

自70年代以来叙事分析在社会研究领域中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讨论叙事分析这一质性研究的新方法,旨在分析其背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并发现该种方法与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的区别。叙事分析重视故事形成的方式,而故事内容却并不构成分析的重点;对叙事方式的注重,使叙事分析更为重视故事的结构,以及该结构对故事意义的影响——故事意义因为结构变化而有新的意涵,同时也更为重视该故事结构所得以形成的脉络因素——微观互动的脉络以及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脉络,从而将微观和宏观领域连接起来,使叙事分析的解释力得到了增强——人们通过叙事建构现实,而所建构的现实,却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领域中型塑的。文中最后部分对叙事分析的效度进行了评论,并揭示了该种方法的模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