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中的诠释限度问题

诠释学在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在经历了圣经注释学、罗马法解释理论、一般文学批评理论以及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依据洪汉鼎先生的划分)之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经伽达默尔将其从方法论的维度提升到了本体论的维度,建构了哲学诠释学。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方法论角度还是本体论角度,始终摆脱不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理解的过程中,如何能把握好理解的限度问题,在怎样的范围内才能正确的把握文本或者说是历史流传物的意义。方法论的诠释学和本体论的诠释学总是很容易的就滑进了相对主义的泥潭中。文章试图通过对各种类型的诠释学在诠释限度问题上所做努力的概述,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诠释及其限度:对先秦儒学进行管理哲学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从管理哲学的维度去理解先秦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活动,其有效性奠基于对这一活动的内在机制与特征的充分说明。就目前而言,对诠释方法的反省尤其显得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在诠释过程中如何实现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其中的关键,在于对诠释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理性自觉。由于诠释意味着诠释者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动问答,他们拥有着各自的权利和地位,因此这种辩证关系本身就成为对先秦儒学进行管理哲学诠释的限度。

诠释限度、诠释偏见与诠释偏离——中国书法诠释的三个问题

哲学诠释学为我们理解和阐释作者、文本、世界、历史、时代、自我等打开了全新的学术视野。基于哲学诠释学的立场,书法的诠释限度、诠释偏见和诠释偏离等问题使得我们从文本、时间间距、历史效果意识、视域融合等角度对书法存在和理解进行深入探究。哲学诠释学视角的切入有助于我们立体多元思索书法艺术的存在、理解和接受现象,对于构建科学的书法诠释、指导书法实践创作等方面具备积极的学术价值。

论邓小平理论的弹性及其诠释的限度

邓小平理论在文本方面所具有的简约性和体系的非形式化的潜在性特征 ,使邓小平理论文本具有较大的弹性和较大的诠释空间。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严肃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 ,它所要求的研究方式首先应该是“我注六经”的严谨的科学研究方式 ,而现在“六经注我”却成了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研究方式。正确的做法是 ,邓小平理论研究、诠释的方向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丰富和发展 ,而不能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文史互证与诠释的限度

陈寅恪先生提倡的"文史互证"方法将历史考据与审美想象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诠释了作品的意义,也为诠释活动建立起了不可逾越的围栏。本文以华兹华斯两首诗歌的解读为个案,说明文史互证方法在外国文学研究中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