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隐为什么站起来?--从《该隐站起来》看斯蒂芬·金的宗教意识

斯蒂芬·金借用该隐弑弟的素材,在《圣经》语境中呈现他的短篇小说《该隐站起来》。主人公柯特·盖瑞许变形运用圣经话语,自言自语地对该隐弑弟的原本内容解码、倒置。他用自己的逻辑和思维重构和界定上帝形象,把"改述后的该隐"当作自己的象征性形象加以阐释。通过情节与情节、人物与人物的二元对立,两者不断生产出意义和意义叠加、交织的痕迹,以揭示"故事下面的故事"。盖瑞许的杀戮已非该隐弑弟这个宗教典故的原本意义指涉,它被解构为截然相反的意蕴指向。斯蒂芬·金审视、剖析了现代人对传统宗教秩序的质疑,对上帝主宰一切的否定乃至对宗教的反抗。这些都凸显了斯蒂芬·金的宗教态度和宗教意识。

《该隐的记号》主题思想论

苏珊·郎格的艺术符号论把作品分为虚像、幻象和抽象三个层次。虚像层使艺术具备艺术审美知觉的真实性,幻象层是联系艺术审美主体和客体、艺术虚像和抽象层的中介环节,抽象层是作品深层抽象意蕴的表现。运用该理论对《该隐的记号》的主题思想进行分析,指出《该隐的记号》折射出现代文明的耻辱。

二元对立观照下的扁形人物该隐与亚伯

扁形人物,指性格单一的人物,是英国小说美学家E.M.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圣经中该隐与亚伯即属于扁形人物,福斯特认为,扁形人物就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只有少数一两种固定性格特征的人物,而与之对应的术语是"圆形人物"。在一个复杂的小说中,扁形人物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必须与圆形人物相结合。只有在二元对立的关照下,扁形人物才有存在的价值。该隐与亚伯就是二元对立关照下扁形人物塑造的典范,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有助于揭示人物尤其是扁形人物的性格特征,展露并解决故事中的矛盾。

拜伦诗剧中的该隐传统

该隐是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一个经典形象。这一人物首先出现在《圣经》里,他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也是杀死自己弟弟亚伯的凶手,因此他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杀人犯。自此以后,该隐就被打上了罪与恶的印记,在《圣经》里也形成了邪恶的该隐传统。拜伦的诗剧《该隐》却赋予了该隐一个英雄的形象,更确切地说,是拜伦式英雄的形象。这一形象与传统的邪恶该隐形象截然相反。通过该隐形象的转型来揭示拜伦的上帝观及恶魔观,从而探讨拜伦及其作品的反传统性。

从该隐杀弟看上帝的父性

在《圣经》中,上帝"严父"的父性特质贯穿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但是在该隐杀弟这一事件中,上帝对该隐的父性却显示出独特的一面,即在"严父"的父性之外,还蕴含着几分"慈母"的母性。这种极具阶段性特征的父性,有其特定的形成原因。

论拜伦的《该隐》

拜伦的三幕诗剧《该隐》取材圣经,就该隐杀弟的有关经文衍化为一部关乎存在的震撼心灵的光辉诗篇,主题肃穆庄严、格调苍凉沉郁,尤其洋溢着哲学韵致,可谓哲理诗剧《曼弗雷德》的姊妹篇。诗人展开浪漫主义的翅翼,又以理性的深思熟虑、缜密的情理逻辑、具体的艺术形象,究索宇宙与时间、上帝与人、生命与永恒、死亡与不朽、善与恶、爱与恨、知识与罪愆等诸多形而上问题,亘古而弥新、深邃且无尽,铸成极其伟大的悲剧品格。

解构与重构:《该隐》的“拜伦式”伦理观

拜伦的狂放和叛逆既不因经济困窘也不是政治受压,而起源于对精神自由绝对信仰的伦理道德。重新解读拜伦的诗剧《该隐》,从诗剧对《圣经》人物该隐的改写中寻觅其伦理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揭示拜伦诗剧的意义:它既解构了《圣经》人物该隐的伦理价值指向,又背叛同时代的伦理观念,进而建构"拜伦式"的伦理道德并震撼了欧洲影响了世界。

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人物话语分析——以斯蒂芬·金《该隐站起来》为例

文章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以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短篇小说《该隐站起来》为研究文本,从微观言语行为(小说人物之间的交流)角度剖析小说人物话语特征,诠释作家在宏观言语行为(作家与读者的交流)视角上对文本的态度和观点。文章呈现了个体与他人通过对话这种特定的叙事方式交流的过程及其结果,从而拓宽文本的表现层面,深化小说的主题,从话语层面揭示言语行为理论对文本阐释的实际运用价值。

《该隐的后裔》命名考

《该隐的后裔》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有岛武郎的成名作,描写了地主对佃农的残酷剥削和佃农对地主的反抗。这部小说的命名源于圣经中关于该隐的传说,小说主人公广冈仁右卫门性格特点使他与该隐颇有相似之处。有岛武郎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变成了一个反基督斗士,在他思想的深处存在着一种基督的和反基督教的双重"自我",这也是小说如此命名的另一个原因。

“该隐和亚伯”的现代演绎:《人鼠之间》新解

中外文学评论界一般认为《人鼠之间》是一步关于孤独、友谊和美国梦幻灭的小说。以《圣经》为参照,重新解读该作品,发现它同样还具有深刻的宗教寓意,它正是"该隐和亚伯"的现代演绎:小说中的人物面临友谊相伴,还是孤独一生,这也正符合该隐所处的困境。

文明的耻辱——《该隐的记号》主题思想论

本文运用苏珊·郎格的艺术符号论对《该隐的记号》的主题思想进行分析,通过对作品的表层、中介层和深层意义的探究,指出《该隐的记号》是现代文明的耻辱。

论鲁迅《离婚》中的民众观——兼谈有岛武郎《该隐的末裔》

基于鲁迅小说《离婚》中的农村女子爱姑这一形象以及1925年当时的社会背景,阐释鲁迅当时的民众观、社会观以及爱姑的思想性格与反抗斗争。并论及《离婚》与有岛五郎《该隐的末裔》之间的关联。

浅析圣经“流放的该隐”的文化内涵

该隐的有关记载出自于《旧约.创世记》中,该隐因杀死其弟亚伯而被上帝惩罚流放。该隐的流放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一方面,体现出上帝对其罪行的惩罚;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上帝的仁爱性;其次,该隐的流放还隐喻犹太民族被放逐流浪的历史,也反映出犹太民族独特的历史观念。

关于知识与生命的谕言——拜伦诗剧《曼弗雷德》和《该隐》的基本主题

《曼弗雷德》和《该隐》是拜伦思考个体精神的两部代表性诗剧,贯穿其间的是关于知识和生命的谕言。理智和情感教导人求真,使人不再盲从信仰;然而现实中的困境又使人看到理性自身的局限性,人不得不在宗教里寻求最后的慰藉。拜伦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中思考理性与信仰的辩证关系。知识——人类认识善恶的手段和目的;生命——人类诞生与死亡的种种困惑;理性——怀疑与信仰的肯定与超越。拜伦在诗剧中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是在对《圣经》的理解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完成的。

该隐与狂人:在反抗和妥协之间

鲁迅在塑造"狂人"形象时曾受到域外一些作家的影响,尤其是拜伦笔下的该隐。在《该隐》中,拜伦将该隐塑造成勇于反叛专制、追求自由的英雄,鲁迅则创造了狂人这一具有反抗精神的艺术形象;该隐接受上帝的惩罚并踏上了流浪的征程,狂人"清醒"后"赴某地候补"。该隐和狂人的最后妥协亦透视了拜伦和鲁迅的精神苦闷。基于此,试就在该隐和狂人的反抗与妥协之间探讨拜伦和鲁迅的精神上的关联点。

奔波于虚幻之城的“该隐”——《在路上》中流浪者的寻家之路

该隐的谋杀罪,不仅是对大地的谋杀,也是对女性的谋杀,于是该隐被判“流离飘荡”在地上．这也正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与对女性的奴役和疏远,从而导致现代人成为精神的流浪者．本文作者认为《在路上》中以索尔和狄安为代表的这群垮掉一代青年并不是对家庭和社会本身的反叛,他们反叛的是现代文明中异化了的家庭和社会．正如该隐无时无刻不渴望停留和歇息,他们也在寻找一个能使灵魂得到宁静的精神家园．

该隐和亚伯——人类第一对兄弟

人类第一对兄弟,理当成就彼此相爱之典范,未想手足相残之悲剧居然从他们身上开始。 假如你可追问该隐,也许他会埋怨是神“偏心”：明明我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各人拿自己的特产献上,合情合理,怎么神可以不喜悦我的祭物？

论《该隐》对鲁迅思想的影响

据此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中提供的资料,鲁迅在写作《摩罗诗力说》之前,已有拜伦《该隐》的日译本,那么,我们要检验鲁迅是否读过《该隐》,只要研究一下鲁迅《摩罗诗力说》对原材料(木村的《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和木村的《〈海盗〉序》、《关于〈海盗〉》)的取舍和增补情况,就可以有一些把握了。除鲁迅读过的《海盗》外,鲁迅对拜伦作品的介绍基本上是选取木村的材料,至多增加一两句评语,然而对《该隐》的绍介则不然。表面上看,《摩罗诗力说》绍介《该隐》的文字只有两行,实际上鲁迅是把《该隐》与《天地》一起绍介的。该隐的神之不幸论,卢希飞勒(罗锡福)的善恶胜败论等,皆出于《该隐》,而且鲁迅绍介之后还发了长长的一段议论。

该隐和亚伯的献祭

关于该隐和亚伯的献祭,人们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不管人们怎样讲,我们只要根据圣经,就不难找出答案来.献祭是表示人对神最高的尊敬和效忠.一个人若失去了献祭的诚意,就等于失去了献祭的目的,神为什么没有悦纳,或者说神为什么悦纳了呢?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向来神所悦纳的就是遵行他旨意的奉献.

我是我兄弟的看护人吗--“该隐之问”的道德哲学意义或论责任的现代禀性

"该隐之问"(我是我兄弟的看护人吗)有现代性祛魅之意味。它使得人们面对各种"祛责论"时,要为责任辩护。这种要求得到辩护的特性构成了责任的现代禀性。近距离伦理视角下的"归责论"是在行为和行为后果之间建立可靠的规范性联系,关联到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生活方式之建构。反思的责任论立足于人类整体理解人的责任,从更开阔的全球化或大地共同体的视野和更为长远的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意义上回应"祛责之问"。两者之间的张力是责任的现代禀性的具体而微的体现,它要求我们在双重视野中面对祛责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