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类型学参项看普通话中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句法类型及其语义表现

运用语言类型学的成果,特别是Dixon的类型学参项[1]考察普通话中的致使结构,主要是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句法类型及其语义表现。从句法参项的角度看,普通话中的致使结构分为两大类:综合型(包括形态式、使动式、复合式)和分析型(包括使令式、致动式和隔开式)。分析型是汉语中主要的致使结构,本文着重从语义参项的角度分析了汉语中这三类分析型致使结构的语义特点,并指出虽然使令式和致动式在结构上更为接近,但从语义表现看,致动式与隔开式更为接近。使令式表达的语义可称为使令义,致动式与隔开式所表达的语义可称为纯粹的致使义。使令义是一种特殊的致使义。

古代漢語詞彙中的語義參項及其歷時變化

我們把詞彙語義中對概念進行下位區分的語義要素稱爲'語義參項'。語義參項是語言將概念進行細緻區分時所選擇的維度。語義參項在不同語言中以及在同一語言的不同歷史時期可能存在差異。本文主要考察在漢語的歷史演變中動詞、名詞和形容詞這三大主要實詞類在最常使用的語義參項上所發生的變化。我們發現有一些語義參項從古到今都比較普遍地被使用,而另一些語義參項則在歷時發展過程中變得較少被使用了。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泰语动量词语义系统对比

泰语和汉语一样都是量词丰富的语言,关于汉语和泰语名量词的语义对比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动量词的语义系统对比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类型学视角运用语义学理论总结出动量词的语义参项,其中一级语义参项有通用属性、时间属性、人类动作属性;二级语义参项有长时属性、短时属性、行走位移动作、言说动作、手的动作、文体活动、饮食动作、农耕动作;三级语义参项有一般行走位移动作、环绕义。根据这些语义参项分别考察并描写了汉泰语动量词的语义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两种语言动量词语义系统的异同,重点分析了有差异的语义参项。

类型学视角下的明代致使结构研究

本文从类型学的视角考察了明代致使结构的句法形式和语义参项,发现以下几点。明代致使句的致使者,从形式上看,结构形式相对简单,语法上体词性强,常常被省略;从语义上看,生命度等级高,施事性突出。明代致使句的被致使者,从形式上看,句法位置有前移的趋势。使动句和使成句的被致使者在句末。表致使的“V得”句、“把”字句和使令句的被致使者移到了句中动词之前。从语义上看,被致使者的有生性上有两种情况:一是表致使的使动句、使成句、“V得”句和“把(将)”字句,其被致使者既可以是有生的对象,也可以是无生的对象;二是使令句的被致使者倾向于是有生的对象。明代致使句的致使结果,从形式上看,可由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充当,更多的是由复杂的谓词性结构充当。从语义上看,大部分由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和各类复杂结构充当的没有及物性;少数由及物动词充当的有及物性。明代汉语表致使力的词语有三类:动词、动词性结构和介词。具体而言,使动句、使成句、使令句由动词表致使力,表致使的“V得”句由动词性结构“V得”表致使力,表致使的“把(将)”字句由介词“把”和“将”表致使力。不管是用哪类成分来表现致使力,它们的语法意义都是“致使”。

蒙汉致使范畴表达对比

致使范畴是人类语言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表达致使情景的致使结构是语言中的基本结构。在不同语言中,致使范畴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蒙古语致使结构以形态型为主,汉语致使结构以分析型为主。蒙古语系属黏着型语言,致使意义在动词谓语的形态变化上完全能够体现出来,而汉语属于分析型语言,其致使结构的类型丰富多样,致使意义来自结构。蒙古语致使结构大多是有标记的,是显性的;而汉语的致使结构大多是无标记的,隐性的。

从类型学参项看《颜氏家训》“使”“令”兼语结构的分化

汉语中的兼语结构属于分析型致使结构。对《颜氏家训》中的"使""令"兼语结构作穷尽性调查,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从主语(致使者)和兼语(受使者)的生命度,主语(致使者)的意愿性,兼语(受使者)的自控度,以及小谓语(W2)的行为动词与状态动词之分等几个参项出发,观察兼语结构在中古时期的演变情况,发现《颜氏家训》中"使""令"兼语结构都已经分别分化为使令式和致动式,且致动式已经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

上林壮语致使结构

上林壮语致使结构可以根据两个语义参项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使用标记te:η1的结构,说明致使者无意导致某种不幸结果;二是使用标记hη3的结构,说明致使者有意促使或者有意不阻止某种结果;三是使用标记ku6的结构,说明致使者有意程度比较强。ku6来源于动词"做",hη3来源于动词"给予",te:η1来源于被动义。根据语言类型学的研究,te:η1的语义来源及其所表达的不幸语义范畴是上林壮语致使结构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