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合二卷》与《翻译名义大集》之名

《语合二卷》与《翻译名义大集》是吐蕃翻译史上的重要成果,对吐蕃之后的藏文、蒙文等语言的佛典翻译影响巨大,同时两书也是现代佛教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关于两书的成书时间与立名的过程一直十分模糊,因此梳理早中晚三个时期藏文经录中的相关记载,可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展示两书的成立、分流与立名。回溯这整个过程,不仅能够看到文本传播过程中的沿袭和流变,还展现了经录编纂对文本形成的重要影响。

试论藏族翻译理论《语合二卷》在我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文对吐蕃时期的藏文翻译理论《语合二卷》做了较为详实的介绍,特别是对翻译标准和通行的翻译方法做了论述,并与内地翻译大师道安和玄奘的相关翻译理论做了对比,指出《语合二卷》在揭示翻译本质问题上的本体论观点,论述它的理论价值,论证了《语合二卷》在我国翻译史上的历史地位,提出少数民族翻译理论文献的重要性。

藏语首部翻译理论典籍《语合二卷》的主题及其影响

当今社会是一个各类学科急速发展的时代,翻译作为引进外来学科文化的重要途径,如何建立翻译学科的理论体系及其应用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语合二卷》作为藏族首部翻译学理论源于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过程。其内容包括翻译学理论和佛教术语两大部分,前者以翻译的要求、原则及翻译的方法技巧为主要内容,后者为已厘定的梵藏佛学术语进行对照。其主题内容对后世的翻译学研究、教学及翻译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为当今翻译学科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重构与释义--目录学视角下的《语合卷二》名义新解

公元8世纪后期至9世纪初期,随着梵藏文化交流的频繁出现了以“名义”为主线的较为规范化的系列性辞书。自此之后,这些梵藏文对照的经典双语辞典一直是梵藏翻译的权威工具书和藏语规范标准的重要语典,在规范藏语标准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编纂藏文辞书的语料库,对藏文辞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上,较为普遍地把《语合二卷》与《名义中集》视为一体或者认为同一种翻译理论著作,这种一元论思维即否定了《语合二卷》中的(卷二)在名义范式中的属性与其文化定位,又忽略了《语合二卷》中(卷二)的实践性与应用性。文章依据德格版《丹珠尔》和敦煌文献中的《语合二卷》版本中所载的(卷二)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对比,从目录学的视角对《名义中集》的目录编纂特征和结构类型,以及该经典的名义法则等全方位地进行分析和释义,试图梳理《语合二卷》的辞书特性和发展脉络,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语合二卷》中的卷一和卷二的内容进行划分界定,进一步理清“语合二卷”与“语合卷二”的隶属关系,重构《语合卷二》在中早期梵藏辞书编纂史和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定位。

藏文厘定与使用规范研究

文章采用藏文文献的第一手材料和藏语文规范演变的逻辑规律,提出藏文至少有过四次厘定和四次规范的观点,对传统教法史记载的三次厘定的观点进行了新的判断和认识。四次厘定分别为: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629-650)完成第一次厘定;公元8世纪赞普赤松德赞(执政时期718-785)完成第二次厘定:公元814年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完成第三次厘定;公元11世纪赞普后裔阿里王拉喇嘛益西沃与大译师仁钦桑布时期(约996-1019间)完成了第四次厘定。四次规范分别为:公元13世纪藏语言文字学家的海量藏文文法理论专著推进了第一次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公元14世纪开始不同教法著书立说,通过藏文木刻版本,快速大量的印刷自己门派的观点,推进了第二次语言文字的规范;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相关宪法法律推进了第三次语言文字的规范;20世纪中后期至今的藏文铅字、电子印刷业推进了第四次语言文字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