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图转换中的“山乡巨变”——论贺友直对《山乡巨变》的连环画改编

贺友直根据周立波小说《山乡巨变》改编的同名连环画,在以图释文的艺术转换中,寓乡村风情于社会变革,运用“明显强烈的处理手法”,凸显人物在外貌、身份和性格等方面的主要特征,成功塑造了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盛佑亭、陈先晋、王菊生等一批新型乡村干群形象。贺友直善于在连环图像叙事中“做戏”和“制造情节”,将充满政治指涉的社会化内容纳入乡村家庭伦理生活叙事,生动再现了合作化运动给山乡人物带来的巨大影响。画家在以传统线描笔法构设山乡风情的同时,赋予山水风物以鲜明的时代蕴含,在原本紧张峻切的时代氛围中营构出轻松活泼的诗意空间。

苏轼诗词书法作品接受中的语图关系变化

欣赏诗词书法作品可以欣赏书法艺术,也可以识读诗词内容,接受过程中表现出语图关系的变化。大多数接受者对苏轼诗词书法作品的欣赏分为三个过程:首先被书法书像所吸引,进入图像欣赏中,沉醉于视觉效果;其次对所书诗词内容进行识读,了解所写诗词的内容;再次将两者放在一起去欣赏,书法与诗歌在迭代中达到更高的融合,欣赏者获得双重的审美享受。

语图互文视角下的《沁园春·长沙》解读

语图互文视角下,语言与图像存在语图互仿、图溢言外、言大于图、语图互间等四种关系。读者借助语图互文视角进行诗歌解读,可以形成四种层次的文学解读,即以语图相映来理解诗词大意,以言外之图来描绘诗词意象,以图外之言来品味诗词意境,以图文互间来建构诗词叙事。《沁园春·长沙》具有典型的语图互文特征,可从语图相映、言外之图、图外之言、图文互间等逐层深入解读词作的言外之意、言外之景。

基于语图的队列行进口令语音分析

队列口令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大中小学的体育课程,研究内容主要关注队列和队形变换训练以及在育人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从语音角度研究分析队列口令的成果很少。本文使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聚焦队列行进口令,以语音分析软件Praat为工具,通过软件得到队列行进口令的语图,在语图分析的基础上,测算停延率和基频,对行进口令在无语境和指挥语境两种状态下的语音从时长和音高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比较两种状态下队列行进口令在时长和音高表现上的显著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进行口令语句重音的分布情况。

吴镇《洞庭渔隐图》语图关系探究

《洞庭渔隐图》是元代画家吴镇渔隐题材山水画的代表作品,是研究元代隐逸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素材。该文从图像学视角阐述《洞庭渔隐图》的画面,以画中图像及题画诗为着眼点分析元代文人画家的隐逸思想,试图寻求画中渔隐形象创作的原型,以及画中题诗与绘画作品之间的语图关系。

语图互动关系对凝视行为的建构及遮蔽——以《迷魂记》为例

《迷魂记》是导演阿尔弗雷泽·希区柯克拍摄于1957年的作品。希区柯克在该部作品中通过语言(对白)叙事与图像叙事所形成的互证关系确立了主人公斯科蒂凝视行为的合法性及艺术性。同时,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表现形式,该影片以男性作为中心视线出发点所呈现出的叙事图像以其强大的视觉表现力遮蔽了处于语言(对白)叙事中潜在的女性的回视动作。最终,在语言与图像所构成的叙事张力的作用下,作品形成了一明一暗两条凝视路径,凝视关系的翻转使得观众在观影活动结束后陷入审美意义上的“眩晕”效果。

语图关系理论与形象学的本质还原

语图关系理论,是近十年来形象学理论建构的重要实践方向。不过,人们关于语图关系的思考却陷入了几个理论误区。其根本原因在于:过于重视二者的互动关系而忽视了形象学理论的普遍统一原则。因此,重新追溯语图关系的形象学本质,寻求形象学理论的普遍价值,就成为超越“语图关系二元论”并寻求形象学理论创造的新出路。通过形象学的本质还原,去理解形象创造的普遍价值及其语言形象与图像形象的根本差异,无疑为形象学的当代思想建构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学方向。

语图视阈下的元代《辋川图》题咏

元代文献中留存有大量的有关王维《辋川图》的专论、序跋、题记和题画诗等,广泛讨论了该图的艺术价值及其所蕴含的文人品节、“高人”风范、佛禅思想、雅趣清致、语图关系等。元人称述《辋川图》几为穷高树表之作,对其笔法技巧、布局结构乃至气度神韵的总结和讨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甚于唐宋,可证该图画史地位和经典意义的真正确立不在唐宋,而在元代;从诗画一体、语图互融角度评述《辋川图》,亦始盛于元代。而基于德艺关系的《辋川图》论争、对《辋川图》情趣意绪的多重解读等,又与风行于有元一代的复古思潮、文人画观念的流行、易代之际对文人品节的高度敏感和特别关注等因素有关,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迹和深刻的人文意义。

语图转换与图文共生——论董天野、李祖源对巴金小说《家》的连环画改编

巴金小说《家》注重明暗色调的运用和空间场景的描写,为连环画改编提供了良好的视觉化基础。董天野版连环画《家》在充分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对小说进行了从文到图的创造性转换,通过新旧冲突传达反封建的思想主题,将政治伦理融入爱情叙事,有意制造出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强化人物的身份特征与阶级属性,从而对原著进行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改编,满足了一般大众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文化心理。

由吴嘉谟纂刻《孔圣家语图》谈晚明的社会文化风气

吴嘉谟作为晚明科举士子中的一员,纂刻《孔圣家语图》不仅具有个人特殊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时代普适性,充分反映了晚明的社会文化风气。《家语图》初刻于万历十七年,后经吴氏增改,通行本方才付梓。在尊孔重儒、明黜异学的时代背景下,吴氏出于自觉的卫道精神及其欲借刻书以图仕进的私人因素,纂刻《家语图》便在情理之中,这对认识明代大量刊刻儒书的现象不无启发。《家语图》并非吴氏所标榜的“图按圣迹之遗,文仍王本之旧”,实乃吴氏拼凑而成,由此可窥探晚明刻书伪窃之风。是书刊成后,多有衍生本出现,并一直流行至今。一方面与世人轻信吴氏之言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此书具有一定的文献、艺术与商业价值。

从“言说”到“图说”:丰子恺插图本《孔乙己》的语图关系研究

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从场景展览、人物色彩、情节叙事等维度,建构了一个独特的语象世界,为作品从心理层面的语象外化为物质层面的图像提供了可能性。丰子恺因文生图,创作了7幅《孔乙己》插图,重构了酒店的场景,再塑了人物的形象,撷取了生活化的顷间。从小说文本到插图文本,从“言说”到“图说”的叙事方式的改变,一方面,形成了两种表意机制的相互补充,构成语图共相,具备图文共生之美;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语言诉求与图像表达的矛盾与裂缝,鲁迅在小说文本中倡导的启蒙现代性,与丰子恺在图像叙事中坚守的审美现代性,是对于《孔乙己》不同的阐述维度。

中国书法的语图“间性”及其现象学阐释

书法的艺术意义根植于线条形式美感,但又无法脱离汉字语义系统,文意与书意如影随形,但书法如何勾连语言与图像符号系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们还需进一步思考书法与语言的内在关联,现象学提供了另一条阐释路径。现象学重返会言说的主体,认为表象上意指关系一一对应的语言符号,实际上充满诸多意义间隙,而书法正是书写过程中的不可见意义间隙的凝结。中华民族在以语言进行意义表达的过程中,同时开启书法“复象”系统,以最为切近语言符号的图像方式再次“言说”语言,指向无法进入可见秩序的“语言的本质”。语言与图像相互穿越,共同建构多维度、动态性的书法艺术意义空间。

艺术学视角下的W.J.T.米歇尔语图关系理论

米歇尔的图像理论已经跨越了艺术史或美学的学科樊篱,扩展了原先的“图像学”方法,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跨学科体系。它不是一种艺术史研究方法,而是一种视觉文化研究方法,将其冠以“艺术图像学”之名显然是不准确的。语图关系理论是米歇尔的图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图像与语言其实是混合的,而那种想要将两者泾渭分明的本质性研究,都是有局限性的经验性认知。尽管他的语图关系理论超越了学科之界,但并不意味着其理论不能启发在艺术学视域下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在当代艺术中,图像与语言都是重要的艺术材料,所以,站在艺术学的视角,对米歇尔的语图关系理论内涵,对其关于现代艺术批评理论的评价,以及对其理论的跨学科性再作辨析和思考,就具有一定的意义。

寓意的再生:《金驴记》与《维纳斯与丘比特的寓言》的语图关系研究

《维纳斯与丘比特的寓言》是寓意画的典型代表,因其叙事的复杂性、各方期待视野的不同,此画也被学界广泛关注,并出现了多种阐释。根据图像志资料的比对,即可判断最符合该画的原典为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此时,《金驴记》与《维纳斯与丘比特的寓言》构成了绘画对文学的顺势模仿,形成了特定的语图关系。而在互文性的探索之中,《维纳斯与丘比特的寓言》也出现了新层次的图像学阐释。

语图互文下郭沫若题画诗的美学意蕴之延展

观郭沫若题画诗,其诗与画之间的和谐相生,产生“神来、气来、情来”及“境生象外”之自然意蕴,构成内部与外部,灵魂与自然,“神”“气”“情”往返互动的统一体。从题画诗内涵深入挖掘可体会浪漫主义情绪的呼喊及节奏律吕,并贯穿理性思索。在图像、语象、书像三者互文互动下,在寻找其自然意涵和阐明情理之间,郭沫若题画诗是其美学上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古典文论上的继承,在当下回归历史语境和大文学视野下可以引申出对艺术价值更多的反思。

语境论视角下《女史箴图》语图关系研究

图像意义诠释的空间和边界是由图像所处的语境决定的,图像意义诠释的法则与框架也是由图像符号所处的语境决定的,因此在视觉修辞探讨实践中分析图像释义规则,语境问题是首先应该考察的理论命题。本文从视觉修辞学的语境论出发,分别从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个方面尝试对《女史箴图》进行语图关系的分析,试图回应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当中所存在的视觉修辞问题。

语图关系视域下Plog的传播策略探究

在移动互联网高速普及的今天,各种传播形态层出不穷,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记录者正积极更新自己的记录方式。更新潮、更时尚、更贴近受众碎片化信息接收习惯的内容呈现形式,往往具有更好的传播效力。智能手机端拍摄技术的快速革新,为大众提供了更低的拍摄技术门槛和更高的拍摄呈现质量。摄影在当代社会中拥有了更自由、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其中Plog(图片博客)就是一种以照片为主体,搭配新潮的涂鸦、贴纸等元素而诞生的新型社交表达形式。图片与文字结合的信息表达形式,是继Vlog后移动互联网上的新型生活记录传播形态。图像要素与文字要素相结合的内容表达形式,使Plog成为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语图关系”研究范本。图像要素的目光捕捉和文字要素的精准表达,使Plog的传播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文章通过文献调查法、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基于符号学视角,分别从Plog的图像要素与文字要素入手,借由语图关系的视角,探究该热门社交形式中图像符号和文字符号的特征,以及两者在Plog的内容呈现过程中是如何实现合作与表达的功能的。针对Plog的传播优势和要素,文章从便于阅读、便于选择、便于分享三个方面论述特征。

迁移的清代孝瓶:孝图像的语图互文、社会意义与文化嫁接

孝图像与孝文本关系紧密,不同艺术媒介载体上的多元孝图像呈现了语图互文的关联。《二十四孝》等文本以典型历史人物为题材,跨朝代、流传久、影响范围广、艺术表现形式多样。以“孝文化”为中心的“孝图像”在文本记载传承的基础上,通过瓷器、版画、壁画、画像石等综合艺术媒介广泛传播。随着贸易运输和环境变迁,绘有孝图像的清代外销瓷瓶也出现新的图像转向。本文从古代物质文化与中国文明传承发展间的关系出发,综合讨论孝图像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语图互文和历史传承中的功能转变,以及区域消费中产生的文化嫁接现象。

多雷版《乌鸦》插图本中的语图叙事

保罗·古斯塔夫·多雷是19世纪最著名的插画家之一,其根据埃德加·爱伦·坡的诗歌《乌鸦》绘制的插图本于1883在美国出版。该插图本中共有26幅插图,其中包括一幅卷首插图,一幅扉页插图,23幅内页插图和一幅最终圆形插图。多雷的插图与爱伦·坡的诗歌既相辅相成,又对其有所拓展,既发挥了语言文字的听觉性、指代性和会意性的优势,又凸显了视觉图像的视觉性、形象性和直观性的特点。

新媒体文本表意论:从语图关系到“语图间性”

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已逐渐成为文艺理论界关注的学术热点。以新媒体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对审美表意领域的深度介入,使这个问题更具有"可塑性",其"论域"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新媒体文本的表意过程与传统的审美实践相比,已经超越了传统文艺理论界对语图关系探讨的学科范畴,呈现出跨媒体、跨文本和跨学科的特征。立足新媒体文本审美表意中的语图关系视角,通过对新媒体语境、语图符号本性和新媒体文本的学术分析,揭示当代新媒体文本表意从"语图关系"层次向"语图间性"层次"过渡"和"转向"的美学现实。立足符号学、图像学、艺术传播和文学批评的多元视角,力图建构一种"语图间性"的理论批评模型,以期对现代传媒全面参与表意环节的当代审美实践活动进行学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