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与说图:“明皇幸蜀”的语图互仿漩涡

唐玄宗因“安史之乱”而西巡“幸蜀”。玄宗的追忆、他人的歌咏以及史籍的记载,从文史两面共塑了“明皇幸蜀”的历史文本。绘画对此“模仿”形成历史文本的图像文本;题画诗又对绘画进行“模仿”进而形成图像文本的语言文本。前者是离心性模仿的“图说”,后者是向心性模仿的“说图”。历史文本的本质是初始的语言文本,题画诗则是经过图像解读的二度语言文本。“图说”的“离心力”和“说图”的“向心力”相互拉扯,因而形成“语一图一语”的互仿漩涡。观者在该语图互仿漩涡的影响下,主动通过图像文本的修辞策略使其具有“以图证史”的功能作用;又因为语言文本具有语言符号的强势属性而对图像进行解构驱逐,形成“因史名图”的命名现象。“图说”与“说图”相反相成,互为影响。

“语-图”互仿中的图文缝隙

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是文学理论所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图像与语言在相互模仿过程中,不仅共生互补、并存互动,而且存在着非对等性、非对称性甚至相互抵牾的特质,由此带来"缝隙"。这种图文缝隙,首先缘于语言文本和图像文本原本分属于不同的艺术媒介和符号系统:前者联结的是时间叙事,后者联结的是空间叙事;前者属于推论性符号,后者属于表象性符号;前者是实指(强势)符号,后者是虚指(弱势)符号。除了"符号缝隙"外,还有因符号之间的模仿、转换、翻译、传运等行为而引起的"行为缝隙",以及主体理解差异所带来的"接受缝隙"。然而,关注图文缝隙问题,并不意味着"语-图"之间互文性效果的抵消。事实上,"语-图"互文与图文缝隙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它们共同构成了语言与图像关系中"和而不同"的艺术景观。

论汪曾祺散文集《人间草木》的如画性

汪曾祺是一位享誉文坛的小说作家、散文家,也是一位在绘画艺术上颇有成就和造诣的水墨画家,他的散文和小说风格简练、清雅、质朴,呈现出民间风俗画的风貌。作为一位文学和绘画兼重共长的大家,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和他的绘画创作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关联,他的文学和绘画创作互相取法、互相影响,最终产生了他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质,为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