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官责任机制之语境悖论与变迁展望——基于司法错误防控的角度

在现代社会,各国的法官责任机制均致力于在绩效激励与司法独立之间寻求有机平衡。在中国,司法实践场域施行的法官责任机制主要是错案追究制。错案追究制肇因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经实务推演在功能上发生了异化,致使绩效激励功能和独立保障功能双重缺席。在"转型中国"的宏观语境下,应摈弃以实体司法错误为认定基准的错案追究制,采用以"程序司法错误"或"有失当行为"为认定基准的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应理顺责任追究主体的权力结构,理清责任追究方式的模式种类。

论《野草》的悖论语境与人学意义

悖论是鲁迅《野草》写作时期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与结构原则,它反映了鲁迅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希望与绝望的复杂理解与内心体验,昭示了他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所持守的绝望又不失清醒的理性品格与健全人格,具有鲜明的人学意义。

悖论语境下的反讽叙事——鲁迅文学超越语义范畴的一个表现

鲁迅文学"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特征,就是在"特别的格式"中"表现的深切";在"表现的深切"中呈现"格式的特别"。鲁迅善于在悖论语境中进行反讽叙事,进而来揭示社会弊病、警醒民众。传统意义的反讽是语境对词语意义的歪曲,鲁迅把反讽手法延伸到叙事动作本身和故事情节方面,这就超越了传统语义范畴。在鲁迅的作品里存在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冲突,两种相互矛盾的结构形式形成的悖论语境,使反讽叙事具有重要意义,也使鲁迅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因此成为永远的典范。

《呼兰河传》吟谣式叙事风格研究

萧红(1911-1942)承袭鲁迅的写作风格,针对现实的社会,写下她对乡土和女性的关怀,而《呼兰河传》中更呈现她个人特殊的风格和情感。本文从《呼兰河传》的话语、悖论语境及吟谣式叙事方面分析其重复书写、视角交替与嘲讽手法,探究萧红所批判、关怀的乡土与女性。

论鲁迅《野草》“恐怖”的绝对性与超越性

象征手法的运用和悖论语境的营造使《野草》显得深奥难懂。若要还原其本真内涵,必须抛弃本质主义"主客二元"思维模式,排除"回到鲁迅本身"的干扰,采取"回到文本本身"的思路,探求《野草》文本本体。如果将内涵视为建立在"大地"之上的"世界",那么这一"世界"正是与海德格尔之"畏"同义的"恐怖",这是此在在世的一种根本情态。绝对"恐怖"对构成《野草》文本本体的作为"大地"的象征能指和悖论语境进行了"去蔽",使得后者达其本真"所指",呈现抽象化和虚幻化色彩,《野草》由此而获得了超越性品质。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认同建构及其叙事表征

中国现代性的悖论式语境,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悖论式的生存状态、价值理念和精神结构。这种悖论从近代、现代一直延续到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与写作中。"新时期"初期文学叙事的现代性追求从一开始就隐含着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匮乏,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遭遇到更大的挑战,知识分子普遍产生了自我认同与阐释中国的双重焦虑。在全球化、世俗化语境中知识分子及其叙事亟需重建其公共性、反思性、独立性品格。

《俄狄浦斯王》的悖论特征及其生成的悖论语境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是希腊悲剧的典范作品。这部经典悲剧尽管历来以卓越的结构艺术为学界所关注,但是,作品中所具有的独特的悖论特征同样不可忽略。该剧无疑是一部以悖论而取胜的杰作。作品中所渗透的种种悖论精神不仅体现了索福克勒斯的思想与艺术特性,也在一定的意义上体现了作者在特定时代对人的命运和人生追求的特定反思,可以视为雅典社会和剧作家时代观的一个缩影。全剧所体现的艺术悖论、身份悖论、伦理悖论、地域悖论,不仅是驱动剧情得以展开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俄狄浦斯王》得以生成的悖论语境的艺术折射,更是使得《俄狄浦斯王》成为悲剧艺术典范的重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