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墙叙事、语境错位与隐喻功能耗散--电影《白鹿原》改编之失一解

电影《白鹿原》对原著的改编既想删繁就简,又想存续史诗气质,以致陷入"骑墙叙事"的窘境。影片中的民俗演示袭承了"第五代"民俗电影的套路,由于时代语境的改换和符号隐喻效能不断衰减的既定规律,导致这种演示未能催生昔日的视觉效应,转而成为直白的地域文化宣传。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大众文化的语境错位及正负效应

在西方,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逻辑,在后现代阶段两者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后现代主义随着全球化而涌入中国,而中国正处于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当中,现代性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当下语境,这样后现代主义就与中国大众文化的语境发生了错位,这种语境错位带来了正负两种效应。

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传播的语境错位风险分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大普法力度,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有效传播是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的必然要求。这种传播需要有适宜的传播环境。在此环境下,要求传播主体对风险的境况有合理的研判、参与传播的各方形成对法治的真正信仰并建立起有效的理性沟通关系。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传播中存在着传统语境与虚拟语境的错位风险。这种风险会导致传播主体传播信心的不足、法治信仰的淡化、传播责任的虚置以及传播受众对法治思想的“虚假认同”等风险。需要增强两种语境下法治思想传播的风险应对意识、构建法治思想传播参与三方的理性沟通和共同体并运用现代技术思维手段确定传播风险的分配与归责机制。

语境错位下的吴宓与沈从文——从《大公报》“阵地”之争谈起

吴宓与沈从文的交往与交锋,可追溯至新旧文学阵营于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副刊的"阵地"之争。其后,吴宓在讲义中公开以沈从文为"敌人";而沈从文对于吴宓,于尖刻的讽刺中隐藏了深入肌理的理解与同情,甚至由此吊诡地预言了自身的命运——30年代的吴宓成为异质时空下沈从文的命运之镜。本文重返《大公报》阵地之争,在二者对立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开掘被忽略的诸多史料和文本细节,勾连二者在死亡欲望、爱欲言说乃至《红楼梦》研究等诸多方面的对话与对照。抛开既有的文学史成见,两位抒情者于多个侧面呈现出相似性与对话性,及奇异的"语境错位",使本应相知者渐远。

风险语境下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传播的应对思路

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社会挑战、解决国内诸种深层次矛盾并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伟大决定。深深地嵌入到风险语境之中的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传播需要传播主体对风险的理性认知、处理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关系以及法治思想本身要符合逻辑性与现实针对性的要求;风险语境对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传播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影响。可通过建立传播三方的相互信任机制、增强传播参与主体的媒介素养以及运用现代数据思维策略来规避法治思想传播中现实与虚拟语境的错位风险,努力实现传播过程中参与三方相互间的沟通理性。

对当代中国文论有效性的质疑与分析

任何有效的文论都应具备实践性的品格,可是当代文论与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和艺术实践严重脱节。许多理论观点在文论圈内热热闹闹,一出圈外则乏人问津。即使如“新写实”、“后现代”一类口号似乎与部分创作现象相吻合,但问题在于它们是否真正回答了时代向文学提出的课题,是否担负起文论疏导创作的使命,以及从学理的角度阐明或探索相应的艺术规律。“新写实主义”的理论以“新写实”的名义取消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是从“文学主体性”立场上的倒退,与平庸的现实达成妥协。“后现代”贯穿一切的主张则表现为语境错位,妨碍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传播中三种风险及规避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加大法治普及力度,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而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传播。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传播中需要增强风险意识,主观地放大风险的程度与视风险于不顾都是非理性的倾向。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传播中主要存在着传播主体社会责任的弱化风险、现实与虚拟传播语境的错位风险以及传播中"构建主义"与"进化主义"的路径定位偏差的风险。三种风险对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传播产生复杂的影响,可以通过培养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与社会责任、做好现实与虚拟语境的有效对接以及厘清传播过程中"构建"与"进化"取向的辩证关系来规避传播中可能出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