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阈下“箜篌”语源之考辨与商榷

箜篌是我国古代区别于琴瑟的有圆柱状调音通品的弹拨类弦乐器,《汉语外来词词典》认为即突厥语的qobuz/qūpūz。根据“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国家民族与中国古代之关系,通过考古实物、考古图像及相关语音和器形调查等综合研判,发现qobuz/qūpūz是一种吹奏乐器,与箜篌的拨弦乐器不同类。就箜篌的语源,笔者倾向于古代亚述帝国在公元前19世纪就已经流行的卡农qanun/kanun,在流经地新疆维吾尔语(突厥语)中称为卡龙qalon。从器形来看,卡农琴很可能是中国古代卧箜篌的原型,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由古波斯经新疆传入汉地,其槽体的制作材料逐渐改用竹子,槽体形状由梯形变为类似中国古代琴瑟的长方形。竖琴类箜篌harp,在古波斯叫坎克cang/cank,其发音也与“箜篌”较为接近,是伴随着佛教的东传而进入汉地的,其出现和兴盛的时间大约在公元3世纪至公元13世纪。从传入时间来看,qanun/kanun应早于cang/cank,因此,qanun/kanun很可能是“箜篌”的最早语源。

论语源关系的系统分析方法——以太阳概念词“日”的语源分析为例

以往的词据或语源研究存在明显的弊端,有必要探索解决的途径。基于系统语源学思想,以证实、证伪、计量等多种方法,通过立足于太阳概念词"日"的语源实例分析,提出并论证语源关系的系统指标、语源信度,可以将语源研究朝有向性、确证性方向推进一大步,提升该领域研究的科学水平。

评殷寄明两种语源学新著

汉语语源学是一门历史悠久但尚未完全从语言文字学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学科．汉语语源的研究由来已久．应该说．它导源于先秦名实关系的讨论。嗣后．汉代扬雄、郑玄、刘熙，晋代的郭璞，南唐的徐锴，宋代的王圣美．元初的戴侗。明代的方以智、黄生，清代的段玉裁、王念孙等学者的语源研究实践．属于传统的语源学研究时期．出现了汉宋清三次语源学研究高潮。近代以来．语源学的研究有了划时代的进展。章太炎、黄侃、沈兼士、杨树达、王力等学者无论是微观语词的考释．还是宏观理论的建树．都自觉吸收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成果．方法日趋科学．创获颇多。

西部哨所“喀格勒克”语源、语义考

新疆西南部的叶城县位于喀喇昆仑山北麓和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同巴基斯坦、印度相邻,与克什米尔接壤,是我国西部边境地区的前哨。叶城为叶尔羌的简称,维吾尔语称“喀格勒克”,系由“qarghu”(哨所,烽火台)演变而来,后因“r”音的脱落,语义变化为“qaghiliq”(乌鸦很多的地方)。这说明该地名的语源和语义不能只凭口语称谓进行定义,其原有语义和口语语义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叶城及周边有许多类似的地名,如喀尕买里、喀尕贝格、喀尕博依、喀尕阿格孜等,经口语演化,其语义均成为与乌鸦关联的地名,这些都是历史上包括今叶城在内该地区民族演变、杂居及融合的见证。

《白鲸》中“语源”的陌生化解读

出版之初,《白鲸》中的非叙事性内容(语源、选录和鲸学章节)被认为是离题、拖沓,文体混杂,是败笔。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陌生化理论从主题、叙事策略、作者意图及读者对鲸鱼的意义建构等方面考察《白鲸》中的语源,阐释其独有的价值意义,可以为《白鲸》研究提供新角度,展现新价值。

俗语词“小鹿儿心头撞”语源考

俗语词“小鹿儿心头撞”在《善本戏曲丛刊》中共出现四处。现能够查找到的文献显示其最早出现在元曲中。之所以能用“小鹿儿心头撞”表示人内心的“惊慌”“畏惧”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先民们对鹿的图腾崇拜的影响,图腾崇拜之物常常使人心生“敬畏”之情;二是与鹿本身的特性有关,鹿易受惊吓,胆子较小。就语言表达机制而言,前一原因基于的是转喻机制,后一原因基于的是隐喻机制。

大名县名语源探析

“大名”作为府、县政区名称,语源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郭偃的卜辞“万,盈数也;魏,大名也。”“大名”的语义释为“高大之极”,是大名府、大名县的独有解释,上古读音为“daiming”,清末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改读“daming”。因“魏,大名也”的卜辞吉兆,魏氏的郡望“大名堂”、三国曹魏和拓跋珪北魏的国号均取义这里。

梁启超的汉语语源研究

梁启超认为要掌握汉字,了解其语源十分重要。因此,研究声母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对于探求汉语语源至关重要。清儒大多重视韵部研究,轻视声部研究,并以大量例证说明古人很早就重视双声的作用,形声字大部分声兼义,同一发音部位,引申和孳乳出来的大部分都是意义相联系的同源词。并认为“六书”中“转注”所谓“建类一首”的“类”是声类。梁启超对于汉语语源的研究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对于汉语语源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水”及其相关概念语源的科普

“水”是人类各语言中共同的最基本词汇之一,其发音可以追溯到久远的人类进化的历史。文章以水的语源为突破口,通过科普式分析不同语言中“水”的词源、语音和文化背景,探索了“水”及其相关概念远古时期的语源在语系中的相互关系。以水为切入点的比较语言学研究,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形态学研究的拓展提供了一定思路。

“干栏”语源考证综述

文章梳理“干栏”语源考证的主要成果,认为学者所施的方法为以现代壮语语音对译古代汉语词汇,构拟古侗台语语音以对应古汉语语音,用壮侗语语法分解古代汉语词汇等。认为“干栏”语源考证的工作趋于严谨。

语源观的词预设--西方语言学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现代语言学隐藏着一个严重危机,那就是其一般语言观与其语源观之间的致命矛盾,即其"符号价值系统"观与其实际上的"分类命名集"观的矛盾。传统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来自古希腊的语源观的词预设:语言的初始样态是词。现代语言学虽然反对分类命名集观,但当他们确认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的时候,事实上是通过无意识的语源观承诺而接受了古希腊的语源预设。这样的预设意味着对现代语言学"符号价值系统"观念的否定。

论《尔雅》的语源训释条例及其方法论价值

《尔雅》中保存着汉语史上大量的原始语词训释材料，包括普通语词和专业语词，已自发揭示出汉语中的许多语源现象，在被释词和训释词之间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同源词训释条例，并创造了我国最早的汉语语源研究方法。本文对《尔雅》一书所收语词条目中的有关语源训释语例作出系统的梳理与统计，展示了各种语源训释条例在《尔雅》十九个大类中的完整分布，反映了《尔雅》一书出现的早期语源思想，并对《尔雅》语源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及其历史地位作出评价。

“词类”是“初始概念”吗?——“词源”语源观批判与浑沌语言观的建立

"词类是初始概念"是汉语词类问题的最新、最重要的观点。这一初始词类观认为,词类随语言产生而产生,语言产生伊始初始词的表述功能即词性。初始词类观背后是整个语言学研究的基石———"词源"语源观。"词源"语源观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语源观,但它却是一个从未被讨论、更遑论被证明的根本错误的预设。初始词类观既缺乏根基,又与相关理论和语言实际相违。按笔者提出的浑沌语言学的观点,词汇源自浑沌语的分化,词类是语言系统发展成熟后,人的语法意识和语法实践的结果。

汉语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及汉语教学

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是辞书释义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准确理解音译词语的理据和含义具有一定的作用。文章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例,对现代辞书中部分音译语素的语源失注问题进行初探,分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1)编纂者未能积极吸收学界关于音译外来词的研究成果;(2)编纂者未能保持同一音译语素语源标注的周遍性。文章还谈及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与汉语教学的关系问题,认为现代辞书应当在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上花大力气,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为社会服务。

清代俗语语源札记

撒拉密清代俗语的语源考释,因年代不远,历来为学界所忽视。以俗语＂撒拉密＂为例：在生活中,有人以戏谑口吻恭维他人时,被恭维者常常会脱口而出：＂别拿咱撒拉密开心。＂俗语＂撒拉密＂在这里意为＂小人物＂。《中国俗语大辞典》[1]、《中华俗语源流大辞典》[2]均失收。其实＂撒拉密＂是朝语＂人＂的译音,何以演变为专门指称小人物的俗语？笔者以为,当是满语＂达拉密＂的讹传。

汉语语源学的新创获——评《汉语语源义初探》

《汉语语源义初探》一书深入细微地研究了语源义的成因、特点、性质运动发展规律及结果,对语源义作了科学界定,在汉语语源学研究方面颇多新创获,是一部有益语源学建设的创新工作。

关于斯泡特(SPORT)语源和早期词义的探讨

对sport这个英语词或概念的含义,我国体育运动界多有误解或曲解,这对体育教学、学术研究和体育运动政策法规的制订均有甚大影响,实在需要加以分辨清理。这里对sport的语源,中世纪的词义(通过对英文《TheBookofSport》的分析)进行了探讨,以期弄清sport词或概念的源流演变。

“境界”说与王国维之语源与语境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20世纪文论学术史的热点话题,在中西学术传统中追源溯流,在古今流变中考量其内涵,成为学术史的核心内容。而王国维本身在早期译著中所使用的"境界"一词及其内涵的变化,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形成所可能产生的作用,则素不受重视。王国维在早年翻译的数部日人著作中,"境界"既可以指称地理之边境边界,也可以指称知识的范围,也有作为等级、状态来使用的情况。王国维自己也在文章或著述中,以等级、状态、范围作为"境界"的基本内涵。"境界"说的最终形成,不能脱离王国维自身使用"境界"一词的语源及其发展。"境界"说的内涵及其与传统诗学的关系也只有在《人间词话》的具体语境中,才能得到切实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