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传播机构推进语言共同体构建的路径与展望

语言传播机构享有跨地域融合、系统性运作、交流经验丰富等独特优势,是推进语言共同体构建的关键主体。考察中国、日本、韩国等语言传播机构发现,现已初步形成“个人-国家-世界”的语言共同体三重构建路径。一是基于人际交往的共情路径,依托学习者、从业者的自我成长,形成生活世界的语言共同体;二是基于组织交往的传播路径,借助全球流通的公共产品,形成媒介世界的语言共同体;三是基于全球交往的合作路径,明确人类发展使命,呼吁形成信任世界的语言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语言基石。然而,当前的语言传播、文明交往依旧深受国际局势影响,语言传播机构所推崇的加强理解、信任的使命愿景仍是理想倡议。未来还需兼顾国家利益与人类使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基础上,融合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形成借力政策支持、数字技术赋能、语言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相辅相成的语言共同体构建格局。

《瓦特》中英语语言共同体之解构

语言共同体虽是指使用同一语言的群体,但也包含历史、文化、民族身份等多重因素。贝克特的小说《瓦特》中的人物山姆和瓦特看似因共同使用英语而构成了小型语言共同体,实际上却再现了历史上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语言政策而建构的统治爱尔兰的政治实体。在“同者”山姆的话语霸权之下,“他者”瓦特被形塑为“爱尔兰疯子”。显然,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的瓦特无法真正融入其中,实现平等对话。但是,瓦特并未屈服于山姆的话语霸权,而是采用倒置话语的方式制造语言障碍,达到解构语言共同体的目的。由此可见,仅停留在语言层面的“平等”势必导致语言共同体的消亡,成员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应是语言共同体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

查尔斯·泰勒的社群主义整体本体论评析——基于语言共同体的视角

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对于人不能仅仅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或仅仅利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因为如此研究漠视或否认自我解释与自我理解对人之存在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因而,为全面准确地理解人就必须研究人的自我解释与自我理解,此研究必然内含对作为关键性先决条件的人的语言的研究。语言构造了人的生活,构成人之存在的方式。然而,语言不是单一个体的独立创造,语言及其承载的意义只有在语言共同体中才能生成与存在。语言共同体相对于个人而言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与优先性。任何人只有在语言共同体之中才是自我,任何个体都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自我,而必须是处于对话网络之中的自我。

论杉浦康平书籍设计语言共同体的理论建构

杉浦康平从亚洲文化传统与审美理念出发,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绘画和汉字的意象建构方法,并融合欧洲现代书籍设计的理论,基于书籍整体设计的理念,创立了书籍设计语言共同体的理论,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使这一理论受到了国际书籍设计界的高度赞誉,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创了书籍设计的全新路径。

以语言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意蕴、基本遵循与实践理路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语言共同体以其在价值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内涵,彰显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培植身份认同载体、系牢共同利益纽带、融入文化传承根脉、构筑情感联通基石的价值意蕴,形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美好生活、多元一体认同、增进生活意义的内在合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辩证看待语言共同体现代性与民族性、暂时性与长期性、理性价值与文化价值、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张力等基本遵循。处理好语言共同体的规划的协调性,助推其共同利益依存、历史文化代际传承与社会情感交往的实现,有助于以各族群众的共识、共行、共情、共鸣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解放区小说建构语言共同体的解读

解放区小说文本中农民语言、新文学叙述语、时代政治语汇交错并存的状态,折射出作家建构语言共同体的愿望,语言共同体内部的裂隙以及作家缝合的努力,则从更深的层面反映了现代文学挥之不去的语言表达焦虑。

语言共同体的建构与方言、土语的规训——共和国初期的语言规范化与现代作家的语言观念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民族统一语的建构密切关联。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汉语规范化强调以及普通话的推广迅速改变着作家的语言观念和创作实践。随着汉民族语言共同体的形成,文学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训。斯大林的语言观念对中国语言学界和文学界的影响不可忽视。

语言共同体的形成与方言、土语的规训——共和国初期的语言规划与作家语言观念和创作实践

进入现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民族统一语的建立密切关联。共和国成立之后,便迅速着手汉民族的统一语言,汉语规范化的强调、普通话的推广也改变着作家的语言观念和创作实践。随着汉民族语言共同体的形成,文学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训。其间,斯大林的语言观念对于中国语言学界和文学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论文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剖析。

外语学习语言共同体的行为分析及其应用

语言共同体中进行语言行为分析,并将其与外语学习结合起来,从不同角度揭示语言学习属性。本文引证美国行为学最近成果,从深奥复杂的行为分析理论中提炼出应用语言学和语言行为学之间的互证性,以求进一步实践探索。

语言共同体的形成及其价值取向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随着各民族间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逐渐形成了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体、多民族语言和谐共生的语言生态。语言共同体是居处在共同地域的族群在长期的语言生活中形成的,它们在形成的过程中都有价值取向的深度参与。语言共同体反映出的政治取向、经济取向、文化取向、情感取向在我国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谐健康的语言发展生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

“一带一路”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语言共同体的发展对接

"一带一路"沿线是全球语言多样性最为丰富、文化差异性最为突出的地区。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语言共同体的对接,平衡沿线国家多元语言利益诉求,实现沿线国家语言互联互通,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直面的挑战,也是推动"一带一路"稳健前行的重要保障。为此,加强语言的沟通意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发展、合作的需要,也是汉语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探索语言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存在的可行性,从政治、经济、科技、人才等角度分析存在的问题。站在国际高度,用动态的眼光审视、制定、实施及评估语言共同体的发展趋势。

简论语言共同体与莫里森《宠儿》的伦理构建

语言是人存在的真正媒介,一切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形式都是语言共同体的形式。黑人的伦理构建应以语言共同体为核心,从黑人自身、黑人与黑人之间的互助及白人对黑人构建共同体的帮助与影响三个方面展开。黑人要成为独立自主的自由人必须通过身体语言的建立来认识自身的个人价值;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需建立语言共同体,将个人的价值标准与黑人社区的集体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即黑人之间需要互爱,相互帮助和支持;白人的语言统治刺激了黑人语言共同体的形成,白人的帮助与支持在黑人伦理构建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下语言共同体的生成与超越

民族共同语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因,语言共同体的生成既标识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也支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通过语言共同体这一视角能捕捉到关于现代国家成长的信息。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架构的确立,社会主义中国便开始了语言共同体的建设,在建设实践中,普通话的定位由汉民族共同语转变为国家通用语言,将各民族整合在全国性的语言共同体中。同时,尊重和保障各民族的语言权利,引导并凝聚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可将其概括为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地方语言的柔性统一,这正是突破语言共同体建设困境的中国式出路。全国性语言共同体的生成不仅服务、支撑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还契合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建设逻辑,即政治统一性(一体)与文化多样性(多元)的柔性统一。

“语言共同体”的构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意义

在全球文化交流互动愈加频繁深入的当下,探究各国“语言共同体”的构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语言共同体”是为贯彻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提出的具体化生动载体和重要实践,是加强世界各国继续保持经济发展、合作,跟进文化输出、传播、促进交流互通的必要保障,也能为汉语国际化以及汉语潮的全方面深层次推进发挥巨大作用。本文将以发展的、动态的客观眼光分析国际形势发展情况,从实际出发,探索“语言共同体”构建方案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意义。

语言共同体的教育路径

个体以语言习得的实践方式,参与语言共同体的传承和建构,从而在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上将自己嵌入到语言共同体之中,实现文化主体的语言自信与语言认同。语言共同体的教育路径在于三个维度的互塑:一是个人教育路径,形成生活世界的语言共同体;二是国家教育路径,形成国家语言共同体;三是全球化教育路径,形成世界语言共同体,三者具有内在的相互影响关系。经由上述教育路径,语言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强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担当起书写人的历史、发现生命精神和传播爱的力量的教育使命。

“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从历史流变谈社会语言学两个常用词

文章根据汉文、英文、德文、日文原始资料,对涉及社会语言学核心概念的"言语社区"和"言语共同体"作了深入的历时考察。指出:"社区"所指来自英文community,能指为我国学者创造;"共同体"所指来自德文gemeinschaft,能指来自日文。"社区"和"共同体"本属不同概念。由于语义交叉,加之其他因素影响,二者在社会学中呈合流趋势,而在社会语言学中仍被不少学者区别使用。文章认为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言语社区"和"言语共同体"的并存乃为务实明智选择;如果二选一,则需看到这样做的缺憾所在以及可能带来的问题。

日常生活语言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由、内涵和路径

日常生活是人们最直接、最多样化的生活场景,以民族语言和方言为主的日常生活语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容忽视的研究领域。日常生活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生活形式,日常生活语言的多元一体结构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日常生活语言在语言向度、思维向度、文化向度上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日常生活、互联网、艺术三个主要方面补全日常生活语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短板,借助互联网等工具寓语于民突破保存多样日常生活语言的难点。不论是从有机意识、集体意志的政治认同层面还是生活形式的共识和异议层面看,协同推进普及国家通用语言与发展日常生活语言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先验性——卡尔·奥托-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研究

先验语用学是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 -奥托·阿佩尔 (Karl-OttoApel)的代表思想 ,语言交往共同体是先验语用学的“阿基米德点”。文章分析了语言交往共同体的规范性和先验性 ,以及由先验性之争而引起的哲学范式转换。

方言共同体:东北方言在网络中的跨区域使用现象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移动设备的普及,方言使用范围具备了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全国的客观条件。在众多方言中,东北方言凭借独特的语言魅力、多样化的使用形式和丰富的使用场景等优势,在网络社区中建构起了以其为媒介的方言共同体。除自身的语言优势外,东北方言共同体的建构离不开东北地方政府长期的传播布局。此外,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共同记忆、共创价值,以及成员从中获取满足个体需求的正向反馈等因素同样必不可少。方言共同体最终指向的是文化与情感的认同,看到方言共同体的价值所在,了解方言共同体的建构之道,对构建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苏联现代语言过程和语言共同体展望

苏联各民族的语言正在权利平等和互相丰富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并且日益巩固着苏维埃社会的语言基础,从根本上提高了全体苏维埃人新的交际水平。在成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民族语言作用的增长,科学家面临着深入研究已提出的和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就是对苏联现代民族语言的某些方面,诸如社会主义和国家语言的关系、词汇的丰富化、文字的改革和应用,以及民族接近和民族语言接近过程中的带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