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现代学术转型

现代中国学术转型以中西新旧的学术转承为重要内容,它主要反映在大学的研究院所和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间的人脉关系、机构建制和学术传承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成立,它们在人员、机构和学术精神上,既一脉相承,又有变化和发展,揭示了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路径。其中,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承上启下,据有转换中枢地位。

约翰·波科克的语言历史学方法

约翰·波科克教授是思想史研究领域中英国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开拓了历史研究的语言学方法。他对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史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语言的借用和语境、不同时代语言的差异、作为政治行为的语言、历史编纂学需要重建话语等理论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值得学术界关注。

顾颉刚先生与中山大学

顾颉刚1927年4月至1929年2月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历任史学系主任、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等职,并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研究工作。他对中山大学的学科建设、图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优良学风的形成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今天的中山大学已有很大的发展,顾先生当年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他所提倡的优良学风得到发扬光大。

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

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说,初始的学术取向往往决定着学科的未来走向,初始的研究成绩则影响着学科的基础范式。从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四份工作计划可以看出,不同民俗学倡导者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以及工作计划相去甚远。以何思敬为代表的西学主张和以杨成志为代表的人类学取向最后都没能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道路选择,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其实践成绩和原创精神的不足。何思敬只有学术主张,没有实际成绩,因而也就没有可供后人仿照的学术范本;杨成志借助他山之石,没有原创的理论和方法,其学术成就最后也只能被归入他山。早期民俗学者具有示范意义的学术成绩主要体现在顾颉刚等人的国学研究上,正是这一研究范式,成为后代民俗学者立足的根本和不断再出发的学术原点。学术史一再告诉我们:任何漂亮的学术主张都是纸上谈兵,唯有原创的学术成绩才是我们不断精进的立足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