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虹”义方言特征词的语言地理学研究

湖北“虹”义方言特征词主要有两类,共13个,其中“X杠”类分布广泛,生成机制为隐喻;“马X”类存在于鄂东南,其产生得益于古代用“马”表示大的名词前缀。从历时看,“X杠”类形成最早,“马X”类产生于幕阜山,后沿江而上,挤占“X杠”的分布空间,又因“虹”的侵入影响了鄂北部分地区,最终形成如今的分布格局,该分布格局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语言地标:互联网语言资源建设新方法

语言地标是一种以地图为载体和界面的语言资源网站,具有地图展示、动态分布、开放建设三大特点,是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语言资源建设新方法。本文在全面调查现有语言地标网的基础上,以语言景观网、乡音苑、濒危语言项目三个语言地标网为例,深度呈现了语言地标网用于语言资源建设的方式和现状,并就语言地标网的资源成果、内部机制和发展方向展开分析与讨论,为语言资源的研究与建设提供参考。

中国手语的语言地位(Ⅰ)

手语是聋哑人使用的交际工具,是他们在最自然的状态下习得的"第一语言",相对而言,他们掌握口语和书面语都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因此,主流语言对他们来说属于"第二语言"。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手语作了一些探讨,指出中国手语是一种独立的视觉性语言,它与汉语的关系是借用与被借用的关系。

网络语言的语言地位探析

网络语言是与网络伴生的新的语言现象,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网络语言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其在社会语言生活中的地位。

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茶马古道——基于chaj读音分布的语言地理学证据

在全面考察北方丝绸之路上chaj的读音在各种语言和方言中的分布,并在由此绘制出的同言线中,显示以cha为读音特征的中国西南茶马古道以北,还存在一条以chaj读音为特征的茶路。该茶路横贯欧亚大陆,主要在昆仑山以北向东西方向延伸,向西一直延伸到中亚、欧洲和非洲,向东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北方茶路以马、骆驼为主要运茶工具,可以称为北方茶马古道。

唐代吐蕃内侵与河陇语言地理格局的演替

河陇地区,历史上是我国西北地区三大语系的绾结地带,因此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相互接触与混化的情况司空见惯,但语言演变的具体形式如何,却并不清楚。清理吐蕃内侵所导致的语言地图变化可以发现,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拥有不同语言的民族政权发生更迭时,会导致该地域民众语言的演变。这种演变的动力在于民众语言与官方语言之间的差异与不同,而演变的方向是民众语言向官方语言看齐。其原因在于官方语言政策的强制性,但演变的速度取决于民众语言的人群规模以及二者之间文化比较优势的大小。

语言走廊:河陇近代语言地理研究

处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的河陇,是汉语与周边民族语言及丝绸之路东西往来的各种人群语言的接触地带,其近代语言地理格局呈现出显著的"走廊特征"。其一,河陇是东亚与中亚、西亚和欧洲之间语言传播的走廊地带。其二,河陇廊道语言具有"潮间带"现象:一方面是河陇近代语言发展过程中存在区域官方语言交替的现象,从而使其语言存在"胡化"和"华化"两个过程;另一方面是在汉语、藏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语言"潮间带"现象。其三,由于不断地从中原移民于边塞,维持了汉语在走廊语言群落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使河陇汉语方言产生地域分异。

语言地图说——西方语言哲学新问题研究系列之五

图像论主张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的一一对应的图像关系,但是这种传统的语言观却无法解释言外之意和言不尽意的现象。我们认为,语言并非世界的图像,而更像世界的一幅地图,并把这种语言观称为"语言地图说"。语言地图说认为,虽然语言与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关系,但是语言与世界之间却是不对称的,这是因为(1)语言和地图一样,不会也不需要把所有东西都表达出来;(2)从理论上来说,正如地图不可能标记出外部世界的一切对象,语言也不可能完全地表征外部世界,否则,它将变得和世界一样精确无比,从而成为我们难以背负的语言包袱。相对于图像论而言,语言地图说至少有两个优点。第一,它不仅揭示了语言和世界的映射关系,而且也较好地解释了言外之意和言不尽意两种语言现象。第二,它符合经济原则,即语言是经济的,不必和世界一样精确,因为一个沉重的语言包袱不利于人类的进化。同时,它也告诉我们,构造理想语言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

论语言地位的界定方法

通常用来界定语言国际地位的标准有语言的使用范围、国际声望、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等;参照不同标准,各语言的排名不尽相同。依据所拥有的文学资本,可区分四种弱势语言。语言地位也可按译出的作品在全球市场上所占份额来确定,强势语言译出的数量和种类多,常用作转译的中介语,并对译入弱势语言起示范作用。语言地位是相对的和动态的,由非语言因素决定,与语言本身的特点无关。

语言研究的地理学范式——中国云南语言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构想

中国云南因人地关系、区域联系和历史过程等的多重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语言资源。这些语言资源具有鲜明的地理空间性。这为全面研究中国云南的语言地理进而构建区域语言地理学的基本范式奠定了重要的客观基础。对于区域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我们认为应该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基本框架或理论支撑,通过空间秩序、时间序列和动因机制等的研究,进而为语言区划和语言管理方略的科学制定奠定重要的基础。

印度议会语言地位规划提案(1952-2021)探析

本研究历时梳理印度议会语言地位规划及相关提案文本(1952-2021),对其进行详细的历史考察,分析语言地位规划产生的话语背景、主要特点和隐含的意识形态;聚焦中印边境地缘政治和文化敏感地区,对其显性和隐性的语言地位规划从语言安全的角度进行分析和阐释,以期为我国西藏边境地区语言安全规划的制定和“治边稳藏”战略的实施提供基础研究支持。

关于语言地图历史机制的一点思考

人类的语言千差万别,语言的差别及其分布,形成斑斓的语言地图。虽然我们都不用怀疑这种语言的差异及其分布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中经历了种种渐变和突变,但如果希望寻找各种语言形成变化和分布格局形成的历史经过,利用可以作为证据的记录,具体地再现出每一个分化。

法语的历史变迁和语言地位

法语和法兰西民族历史同步开始。法语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进程贯穿在民族发展史中。民族历史不同时期的政治变革和社会文化对法语的变迁及其语言地位的兴衰产生深远的影响。今天,法国仍然为维护和发扬法语而不懈努力,体现了法语和法兰西民族源远流长、休戚与共的关系。

语言地理学

世界上,使用人口超过五千万的语言有十三种,按使用人数多少为序是:汉语、英语、兴都斯坦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日语、法语、马来语、孟加拉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都有其明显的地理。

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及其在汉语中的实践

语言地理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汉语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被广泛运用。将语言地理学的理论与传统汉语方言学结合起来、更加重视解释是汉语语言地理学今后要注意的问题。

联合国语言地位规划历史演进(1946—1973)

联合国目前共有六种官方语言,分别是英文、法文、中文、俄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从1946年到1973年,这几种语言逐渐获得正式语言的地位。文章发现联合国正式语言的选择与诸多因素相关,其中除了受到语言自身要素(如使用人口、使用国家数量等)影响外,还受到使用这种语言国家的实力、联合国会费缴纳、国际影响力等因素的影响。此外,研究显示联合国语言地位规划的演进模式为:初始语言模式—成员提出倡议或者提议—会议讨论—(不)同意增加新的工作语言。

手语语言地位的确立与中国大陆手语翻译职业化进程的开创史

手语语言地位的确立是手语翻译走上职业化道路的重要前提之一。中国语言学界对手语所进行的语言学研究虽历时不长,但进展较快,手语的语言地位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加之社会需求和行政力量的推动,对手语的研究(包括学术性研究及应用性研究)呈现了十分火热的场面。这无疑对加快手语翻译职业化的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作者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对这段开创史进行了回顾,同时揭示了其中的某些隐忧,以期使我国手语翻译的职业化之路走得更畅、更健。

新时期“西部文学”的语言地理问题

新时期西部文学的鲜明特色与中国西部的语言地理状况密切相关。西部语言地理的多语系、多语族、多方言交汇融合特性,使得西部文学的语言构成异常丰富与驳杂,形成了西部文学独特的"语言大观园"景致。西部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借词、多种方言、独特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塑造了西部文学的民族性、地方性品格。

语言地理学视野中的甘肃当代文学

从语言地理学来看,甘肃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甘肃所处的语言地理状况。首先是由于历史和现实中多民族的交汇融合而造成的借词的大量使用,塑造了甘肃当代多民族文学繁复多彩、和而不同的华丽景象;其次,多样化的方言俗语,凸显了甘肃当代文学鲜明的地方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第三,不同民族的语言习惯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表现了民间的情趣和人物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