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个体语言权及其立法保护

个体语言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我国个体语言权立法《通用语言文字法》存在着不以保护公民的语言权为立法目的、对个体语言权与群体语言权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对个体语言权内容的规定不全面、对于行使个体语言权的场合规定得过于笼统等问题。应在进一步探讨个体语言权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借鉴国外个体语言权立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

新世纪中国语言权研究——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

语言权作为法律语言学与人权研究共同关注的新课题,在步入新世纪之后,开始进入中国法学界的视野,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语言权问题尚未受到主流法学家的重视,也并未形成系统、有规模的研究态势,但是,在经历了人云亦云的短暂繁荣后,目前已经有研究热情迅速消退的迹象。因此,时下很有必要对语言权研究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与分析。总结成果、展望未来,并借世界法哲学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契机,以重塑对语言权研究的热情与信心。

论语言权视野中的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从语言权视野看,方言有保存自己的特征因素的权利,也有吸收或排斥普通话成分的权利。我们既不能抛开方言在语音、词汇系统方面的特色,不能否认运用方言进行地域性交流的价值,也不能无视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普通话作为国家规定的通用语言的地位。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群体,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是会转换的,不同方言区的普通话会表现出自己的区域特色。

语言权的限制与保护——从地方方言译制片被禁说起

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禁止播放方言版的译制片。本文从宪法总纲中推广普通话条款的内涵谈起,对通用语言文字法以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进行规范化分析,认为禁令限制过多,在相当程度上缺乏保护作为语言权类型之一的方言的意识,因为方言正如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方言是一定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并不断丰富发展延续下来的语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是人们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方言与当地历史文化血脉相连,是人们记录传承文明的重要工具。

语言权与英语国家语言政策的多元化趋势

语言是族群组成的客观条件之有形特色之一,具有与他者最容易区分的特征。语言背后隐藏着各族群不同的文化习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任何语言政策的拟定与执行深刻反映着政治角力与权力较量。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以及语言权概念的提出,各英语国家的语言政策也作出相应调整,从英语独尊到尊重少数族群的语言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我们选择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既有原住民,又主要是移民的英语国家,从语言权的角度,对其语言政策及其变化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使用母语作为一种基本人权,通过法制和草根运动将母语和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加以保护,有效维护语言的生态平衡和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这些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论少数民族语言权的立法保障——以行政法治框架中的民族自治立法为视角

少数民族语言权是由国家给予保障,使权利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取决于立法的有效供给和政府活动的法治化。在行政法治框架内审视民族自治地方对少数民族语言权的立法保障问题,要突破现有体制和传统思维固有的局限性。民族自治地方在立法保障的路径选择上,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民族自治立法建设,二是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权行政活动的监督和救济机制。

语言权视角下的广西壮汉双语教育实践

在国际法中,对少数民族语言权的保护主要是从"反歧视"的角度;在国内法领域,国家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少数民族语言在民族自治地方为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同时,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也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双语教学在民族教育中的地位。国务院在1957年通过了拉丁化字母为基础的《壮文方案》,此后,新壮文的推广从农村群众的扫盲运动发展到了在壮族聚居区的中、小学中采用壮汉双语教育阶段。今天,广西的壮汉双语教育仍有许多困境,原因有新壮文本身的适用性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广西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地区与外界交流机会的不断增多。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对双语教育的目标进行反思。

国际人权法视角下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权的保护

由于人们对少数民族语言权存在的诸多偏见,使其长期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造成许多语种消亡或濒危的现状。随着国际社会对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认识的加深,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权的国际文件越来越多。本文旨在分析少数民族语言权的国际保护标准,对中国制定语言政策和保护语言权的规范提供参考。

我国语言权立法及其司法审查建议

语言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在我国相关语言权立法中,存在着注重群体语言权的保护但对个体语言权保护不足、对公民语言平等权保护不足以及对公民职业自由造成不必要的妨碍等缺陷。因此,有必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并确立相应具体的违宪审查标准予以纠正。

浅析英语学习中的语言权现象

语言不仅代表一国文化,也象征一个社会的思想意识。经过语言工具,我们不只是直接学习语言本身,也间接接收该语言团体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模式。在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主导着一个人的语言使用方向。英美主流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开启了英语学习的浪潮。一方面我们应该积极思考英语该何时学、如何学、学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该重新审视英语学习背后的意义:它是语言工具学习,还是语言认同学习?英语作为外来语后,如何看待本国的语言?学习英语的热衷,是否间接体现了英美国家的文化霸权?该文主要以这三个主要问题进行浅析,期能为语言学习和语言规划者提供一些参考。

行政法治与少数民族语言权利保障

民族语言权是一项宪法性权利,本质上是其主体固有的人权。让民族语言权照进现实,除了立法保障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依靠行政权在语言生活中的规范行使。然而,使得行政主体在行政法治框架内对语言领域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需要对其从组织规则和行为规制两方面给予完善和推进,包括助推守法理念形成,依法行政,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法治化,民族公务员队伍建设。

少数人诉讼语言权保障的比较研究

本文阐述了少数人诉讼语言权保障的现状,分析了各国少数人诉讼语言权保障的借鉴,探讨了我国的新措施。要加大对少数民族法官的培训力度,尤其是加强对少数民族法官的双语培训,尽快培养一批适应少数民族地区审判工作需要的双语法官。就内蒙古地区而言,要由通晓蒙、汉两种语言的法官—即双语法官,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判,这也是我国当前实现双语司法的主要途径。

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问题

近年来有关学术国际话语权的讨论很多,但鲜有涉及语言权问题,主要原因是学术权力与语言权力重叠,导致语言权力被"遮蔽"。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学术创新、强势英语、传播平台、学术影响"这四大因素形成循环,产生马太效应,导致学术权力和语言权力不知不觉地合二而一,相互强化,形成学术-英语霸权复合体。国家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是影响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的宏观因素;学术语言政策和学者对语言权的意识则是中观因素。当前我国已具备提升中文国际影响力的宏观基础。中国学者和语言政策制定者必须首先觉醒,行动起来,为中文在国际学术领域中争得应有地位。建议在三方面采取行动。(1)制定明确的学术语言政策,力争用30年使中文成为世界第二通用学术语言;(2)提高中文学术创新能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3)政府和学者协同发力,实现国内外创新知识同步双循环。

《世界语言权宣言》研究

《世界语言权宣言》是国际社会对语言平等和语言权利法典化的伟大探索。它试图在《世界人权宣言》等普遍性人权文件基础上,高扬语言平等理念,消除语言歧视,并以集体语言权补充个人语言权,实现语言权利上的平等。但它对语言平等的追求过于理想化,实际上设计出的是权利等级制。它以语言社区而不是国家为出发点,对国家持怀疑态度,企图改变以国家为基础的当代国际体系。在语言问题上,它主张加强国际机构的干预,这将直接限制国家主权,实际上是否定各国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具有反民主倾向。在基本精神上,它是"语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混合。

少数民族语言权初探

语言,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者,也是文化发展、传承的承载体,语言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但是更多时候,少数民族语言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珍贵的资源,还可以增加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认同感。

语言权保护在中国

把语言权看作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进行研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国际上已经开过多次有关语言权的专题学术讨论会，语言与法律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Linguistic Law)先后在世界各国举办了八届法律与语言国际会议，语言权问题一直是会议的讨论热点。我国香港理工大学1996年也曾经举办过一次有关语言权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论少数民族语言权的行政法保护机制

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根本,也是文化的重要承载体。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存在文化多样性理念缺失、法律制度不健全、组织力量薄弱、教育条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建构行政法保护机制,具体路径包括完善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政策规范、增加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资源投入、激发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积极性、实现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合作治理等四个方面。

论语言权的国际法保护

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内容之一,但许多弱势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的侵袭,有被替代、灭绝之虞。本文首先辨析了语言权、语言权利和语言人权这三个不同层面的术语,然后按时间顺序梳理了国际法对语言权的保护情况,并分别罗列及梳理了普遍性国际组织和会议、区域性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针对语言权不同方面制定的法律文献。

困境与出路:司法程序中少数民族语言权保障透视

司法程序中少数民族语言权保障既是实现充分的法庭交流和对话的必要条件,又可能直接影响到案件实体裁判的公正性。当前,我国司法程序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保障程度并不如人意,存在'双语司法人员'短缺、少数民族语言法务翻译制度不健全、法庭语言选择不规范及'文化上的语言不通'等问题。对此,需要从'双语司法人员'培养、法务翻译制度完善、法庭语言规范使用及促进文化交流等不同层面来促进司法程序中少数民族语言权保障的实现。

当前中国语言权立法状况之分析——以近年来的语言事件为契机

我国现行语言立法以普通话和民族语言为主要的规范对象,对中国公民使用普通话秉持鼓励性态度,并不排斥方言、民族语言等其他非标准语的使用,因此对普通话的强制性要求有违宪法和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从规范分析中也可发现,语言权利规范仍然是在"国家本位"的观念下制定的,在规范性和规范内容上都令人不甚满意。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塑造语言权利的立法理念和原则,保障语言多样性和规范性的统一,明确规定个体语言权利,充分尊重公民使用母语等其他非规范性语言文字的自由,努力保护方言和手语等少数群体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