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语言规划须顺势而为

语言规划是人类有意识改变或调节语言的结构与功能的活动,旨在使语言能更好地适配社会需要,助推社会发展。对语言进行有意识的改变与调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因为语言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密切,否则也不会有“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的说法;二是由于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具有文化的容器、身份的象征、知识的载体、社会的镜子、国家的资源等功能。这些语言功能的重要性会随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这就需要规划者能顺势而为地规划人与语言、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

泰国华人家庭语言规划及华语传承研究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泰国华人的家庭语言规划现状、影响因素等进行探究。结果表明,泰国华人的家庭语言规划意识普遍薄弱、家庭语言实践偏重单一语言、家庭语言管理能力普遍偏低。家庭外部因素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以及家庭内部因素如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长因素、儿童因素等,都会对泰国华人家庭语言规划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泰国华人家庭语言规划方面,应提高泰国华人家庭语言规划意识,促进其语言实践多样化,提高语言管理能力;在促进华语在泰国传播方面,应加强中泰语言教育合作,创新华语传播方式,提高中文教师的职业素养。

语言规划特点探究——以日语的演变为例

日本原是一个幕藩体制的国家,各藩之间语言差距很大,甚至不能进行很好地沟通与交流。但是在随后的不到一百年时间里,日本却迅速统一了语言并普及了标准语。本文着重探讨日本语言规划的演变过程并分析日本不同时期语言规划的特点。

语言安全视角下的语言教育策略——评《语言安全与语言规划研究》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深度融合的当代社会,语言作为交流与文化传承的关键媒介,承载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语言使用的多样化与复杂化,语言安全问题逐渐显现,成为影响个人、社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语言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文化传承和信息安全,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语言教育作为传承和发展语言文化的主要途径,对于维护语言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前的语言教育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语言教育的质量,也制约了语言安全的有效维护。因此,从语言安全的视角审视当前的语言教育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2023年扫描

《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由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2023年共出版3期,发表学术论文11篇。第1期主要关注多语教育政策、语言翻译政策、语言教育与身份政治的关系等议题。

让语言规划成为更完美有效的工具

语言规划是为了让语言能与时俱进地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人类就必须有意识地对语言结构和社会功能进行调节、管理和干预,使其成为更有效更完美的工具。其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仅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求语言演化的规律。但目前这一学科的理论研究、课程建设及教材开发在我国还不够深入、成熟和普及。刘海涛教授长期坚持开设“语言规划”课程并将课堂讲授内容以讲义形式整理记录下来,编写出版了《语言规划讲义》(商务印书馆2023年4月出版)一书。

语言国情调查与语言规划学术研讨会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个一百年’背景下的语言国情调查与语言规划研究”中期推进会成功举办

2023年12月9日至11日,语言国情调查与语言规划学术研讨会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个一百年’背景下的语言国情调查与语言规划研究”中期推进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成功举办。文秋芳教授、黄行研究员等项目组成员参会。

试论语言规划的学科术语建设

术语规范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语言规划自身的学科术语规范也面临迫切需求。语言规划的学科术语建设应坚持科学性、实践性和政策性原则,要针对人文社科术语的特殊性,从语言规划的学理逻辑出发,科学推进术语收集整理、概念体系建构、歧异术语消歧等工作;应构建政府和学界共同参与的开放的术语工作体系,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强基础建设,强化面向术语应用的语言服务理念,重视面向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术语翻译工作。

《中国当代语言本体规划发展研究——从语言规划形成机制的角度》评介

《中国当代语言本体规划发展研究——从语言规划形成机制的角度》一书于202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李海英。该书详实的数据和案例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基础,大量实证研究数据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该书在国外已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理论构建,创新性地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分析了我国当代语言本体规划的政策演进、舆情特征、内外缺弊以及前瞻思考,提出符合时代发展的语言规划观以及本体规划的优化原则和策略。

全球文明倡议视角下中国语言规划的新探索

文章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切入点,基于全球文明倡议与语言规划的内在联系,从构建中国特色的叙事体系、提升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和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共同体三方面,提出新时代中国语言规划的新路径,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魅力。

基于语言规划观的中亚国家语言政策研究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结合“语言规划观”理论,分析中亚语言及政策发展概况,在新形势下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发展及语言演变,提出积极推动中文纳入中亚五国国民教育体系;基于区位与民族文化优势培育专业人才;利用网络技术搭建互动学习环境等策略,促进中亚国家语言全球化、规范化。

区域语言规划与区域发展

语言生活是分层级分领域分区域的,其各层级都有领域和区域的语言问题,因此开展领域和区域的语言生活研究十分必要。区域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好区域语言关系、用语言支持区域发展两大问题。其中区域语言关系的正确处理,需树立语言资源观和语言生活和谐观,使区域内的语言、语言变体和睦相处,形成支撑区域发展的语言合力;而用语言支撑区域发展,主要是解决好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的语言交际问题,全面精准做好语言服务,努力发展语言产业。

能动与互动:“推普”战略下家庭语言规划主体研究

作为家庭语言规划的必要变量之一,规划主体是语言规划行为的施事者,也是语言管理行为的管理者。以蒙古族大学生家庭为个案,对家庭语言规划主体的研究发现:蒙古族大学生家庭的语言规划主体主要为父母和孩子,并呈现出较强的能动性与互动性,因此家庭语言规划主体的研究应以动态视角,发挥主体的作用,提高家庭语言规划的有效性,助力国家“推普”战略的实施。

智慧民航建设中的语言规划研究

智慧民航建设改变民航行业的语言实践,亦呼唤语言规划维护国家安全底线、推动国际民航新秩序。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智慧民航建设推动语言功能性变革,从而发挥推进民航生产方式智慧化转型的作用。据此,本文从国际和国内两大层面,通过智慧民航语言实践、智慧民航语言资源及智慧民航语言规范三方面讨论语言规划如何有意识地规划语言行为,发挥语言促进生产方式变革的积极功能。智慧民航语言规划,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全面推动语言资源建设;促进中国技术标准国际化,维护语言数据安全底线。本研究希冀为数智时代语言规划助力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朝鲜朝(1392~1910)语言规划研究

朝鲜朝(1392~1910)的国家语言规划可大致分为3个阶段:(1)太祖李成桂至世宗李裪刊印《训民正音》,大力推广汉语汉字;(2)《训民正音》刊印至甲午战争,汉字与《训民正音》并用;(3)1895~1910年,日语成为强势外语。朝鲜朝长期实施的汉语“质正”制度,以及创制与推广《训民正音》,禁用倭(日)语,组织学习蒙古语、满(女真)语等语言政策和具体实践,反映出“以‘中国语’为中心,创制和推广本民族文字,兼顾周边区域语言规划”的基本形态。以“中国语”作为国家语言规划的核心,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维护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最优”邦交关系,这为中朝(韩)语言文化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朝鲜朝对日本语言侵略的警惕,对今日朝鲜半岛仍有影响。朝鲜朝对周边区域语言的学习和调查,则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近代汉语、蒙古语、满(女真)语文献资料。

从语言规划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基于马克思主义语言社会学的分析

语言规划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安全命题。语言规划通常是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语言活动,主要包括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生态规划等。语言本体规划是指对语言内容、形式以及功能等所进行的规范活动,在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培育过程中捍卫语言本体的纯洁与健康,并在语言逻辑层面佐证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语言地位规划是指对语言用途、功能以及地位等所进行的配置活动,在选择通用语言、维持民族语言、修正地方语言以及同化外来语言中法定主体的语码态度,从而将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从权力界写入到主体思维域。语言习得规划是指对语言之控制语境、指导语境、人际语境、想象或创新语境等的建构,促使个体逐步褪去自然存在的外衣,逐渐成为自为的社会主体,并以其主体性功能强化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语言生态规划是指对语言生态体进行的认知、调控、变革的活动,探索语言生态系统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建构起平衡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并且以语言生态安全支撑起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

国内语言规划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语言规划事关国家、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目前处于从社会语言学向语言社会学过渡阶段,近年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显露出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探索的趋势。基于CiteSpace分析探讨国内2002—2021年语言规划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期刊分布、发文机构、主题词共现与聚类分析、作者分析及其合作关系,有助于获得对该项研究全面客观的认识。研究发现,国内语言规划研究存在实证研究薄弱、理论意识淡化、研究发展不均衡、前沿研究滞后等问题。未来需要加强实证研究,拓宽理论视野,扶持薄弱地区,跟进研究热点,建构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理论体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服务于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充分发挥语言规划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语言规划发展及微观语言规划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规划随着新兴国家的独立而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新兴国家早期语言规划的目标跟国家总目标相关联,效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坚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化"的理念。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奉行后现代主义,把语言作为资源,关注语言濒危、语言消亡和语言人权问题,强调语言规划的生态环境。非国家层面如销售服务、制造业、行政管理、学校、家庭、社区等的语言规划是微观语言规划,中介在微观语言规划中非常重要。

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的老年友好语言规划研究

老年友好语言规划是我国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亟待应对的新任务和新挑战,事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下亿万老年群体的民生福祉。本研究基于语言规划与信息无障碍理论,梳理并剖析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语言问题,初步构建老年友好语言规划的分析框架,以期为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中的老年友好语言规划提供参考。

家庭语言规划视域下的二语动机变化--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历时研究

随着我国外语教育的改革转型,城市外语学习者的动机和家庭投入日益引起重视。近年来,家庭语言规划成为语言规划和外语教育研究中亟待关注的领域,但现有研究缺乏对动态视角下家庭语言规划对子女二语动机变化的关注。本研究以家庭语言规划为视域,基于动态系统理论,采用反溯性质化研究方法,对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3名银行双职工家庭子女的二语动机变化开展为期3年的历时研究。结果显示:二语动机变化具有个体异质性、不规则非线性动态变化特征、情境敏感性,兼受不同阶段家庭语言价值观、家长语言干预及家庭内外部因素互动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相关展望,希望为中国家庭语言规划视域下的子女二语动机研究提供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