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诗”写作中的“语言言说”

本文通过理论论述与文本细读的融合,辨析现代诗中"元诗"写作的语言本体论向度。"元诗",即关于诗本身的诗。这是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意在表达诗人对语言呈现/展开过程的关注,使写作行为直接等同于写作内容。在这类诗人看来,诗歌"语言言说"的可能性实验,本身已经构成写作的目的,诗不仅是表达"我"的情感,更是表述"元诗"本身的。传统的写作一般是诗思已先然存在,而"元诗"意图的写作则是诗思与语言一点一点同步发生的。语言作为存在的现身,既含有内部的自动性成分,又含有全部历史使用过的语义积淀,同时还有着诗人潜意识、直觉的投射。对新世纪以来过度平面化的诗坛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诗人言说之后,激发出"语言言说"的魔力,揭示其中的神秘与未知意味。

巴哈迪·科尔雕塑作品《表皮言说不属于自己的语言》的艺术特征分析

巴哈迪·科尔(Bharti Kher)是当代著名的印度艺术家,在绘画、雕塑、装置以及数码印刷等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建树。她生于英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成年后因为向往印度文化遂移居回这个精神上的母国,在印度创作与生活,也正因为这种经历使科尔的艺术呈现多样化的文化内涵。本文主要针对她的代表作《表皮言说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所体现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探讨艺术家对多种问题的反思以及想要表达的核心主题与价值,给当下中国的艺术创作以启发与借鉴。

西方现代诗学的语言学转向

西方现代诗学的“语言学转向”彻底放弃了传统的诗学假设与方法而转向了全新的诗学空间.此一转向可以粗略地表述为对传统的诗(语言)与自然(实在)之关系的颠倒.即传统诗学是从“自然”(实在)出发来理解“诗”(语言),而现代诗学则从“诗”(语言)出发来理解“自然”(实在).尤其重要的是,如此理解到的“自然”(实在)已不是与语言无关,在传统自然的态度中所看到那个“原自然”,而是一个语言的构成物了,用希利斯·米勒的话说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实”的“语言现实”.现代诗学的这一转向实则基于一种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在此眼光中,语言不再是一透明介质或镜子,而是一种建筑材料和一套建筑规则。

我们何以能用语言去认知

本文认为传统的语言观把语言当工具使用，它具有认知功能。２０世纪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尤其是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从不同的角度摧毁了人们过去关于语言的信念。从人说语言转向了语言言说。人说语言即是对语言言说的应答与倾听，只有在言说中才有语言之显现，语言就是“让……显现”。语言是人生存的样式。语言的有限性是人无法跨越的界限。

诗:源始的语言——海德格尔的诗学启示

“首先,十分明显的是,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就必得通过语言的本质去理解。尔后,以下情形就了然大白了;诗是给存在的第一次命名,是给万物之本质的第一次命名。诗并不是随便任何一种言说,而是特殊的言说,这种言说第一次将我们日常语言所讨论和与之打交道的一切带入敞开.因此,诗决非把语言当作手边备用的原始材料,毋宁说,正是诗第一次使语言成为可能。诗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源始语言。因此,应该这样颠倒一下:语言的本质必得通过诗的本质来理解.”

让审美与生存互赠沉重的尊严——陈超诗学理论探赜

陈超作为优秀的诗歌评论家和诗人,诗和论相结合构成了陈超诗学的独异特性。在30余年的诗歌评论生涯中,在对新生代诗歌的深度阐释和对先锋诗潮的持续关注中,陈超形成了具有建设性和引导性的诗学理论体系。在此体系中,主要有四种诗学命题相互扭结互为支撑,即：＂语言言说＂、＂生命诗学＂、＂诗化哲学＂以及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为特征的＂求真意志＂。通过对其诗学体系中的四大命题进行深入阐释,可以窥视陈超诗学理论这一有机整体。

人诗意地居住

通过分析海德格尔的哲学观和语言观,文章首先阐明"物"的本质以及艺术品作为符号对"物"本质的超越性;其次,分析了海德格尔在"最纯粹的被言说"即诗中探求"语言言说"本质的论证过程;最后,文章指出现代人已经抛却了神性的尺度,并论证了诗歌定是人类超越性的存在方式。

反美学:海德格尔的入诗之思

国内学界有不少人将海德格尔有关诗与艺术的思考归入“美学”,这是极大的误解,因为海氏这方面的思考恰恰是反美学的。科克曼曾在《海德格尔论艺术和艺术作品》中指出:“海德格尔曾详细解释过他为何坚信任何试图从一种美的理论和艺术理论来理解艺术的本质都是不合适的,甚至这对美本身的思考也是不可能的,美本身与存在和真有关。”

索绪尔“符号学”设想的缘起和意图

符号学研究符号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活力,索绪尔把握了各个符号系统的共同点──社会性,从而把握住了语言符号的本质。语言符号的本质在言说的整体语言中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由此确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言说的整体语言。反过来,我们若要研究符号学,也必须从符号的主要系统──言说的整体语言着手,才可明晓符号学的基本问题。可见,索绪尔重视符号学,意在进行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界定。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首要真理,只有在符号创制出来以与概念相对应的一刹那,才是首要真理。一旦成为社会事实,任意性就无足轻重了,因为它与符号学系统攸关的社会事实不相干,而社会事实的核心就是对社会产物的被动接受。索绪尔一方面奉任意性为第一原则,另一方面,又以为它并不真正存在,只是一个想像而已,因为语言永远是一种既存、已在的状态,我们面对或身处的是社会事实。因此,符号对其所表示的概念而言,是任意的;对使用符号的语言社会而言,却是强制的。两者都是由集体决定的,这充分说明语言符号的本质是社会性。

论“第三代诗”的本体意识

该文认为，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是真正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写作，其根本在于它给诗歌乃至文学提供了一种关于“本体”的观念，从而开辟了一个本体论的时代。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诗就是诗”不是同语反复的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它本质上揭示了一种新的诗学态度：诗就是诗自身，而不是工具或它之外的别的什么，它是以语言形式对生命或事物本真存在的最初的命名，具有存在与语言同构一体的本体特性，就存在本体论而言，它表现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事物感，力图避免和消解文化、逻辑与主体理念的遮蔽而回到生命和事物本身，因而，它尤其注重生命和事物的“此在”状态以及体验、呈现或行为过程，表现了我们时代一种新的感性倾向和过程程意识。就语言本体论而言，它强调与生命或事物相关联的语感，拒绝象征、隐喻和变形。

语言单位:居间介质与话语链——谨以此文纪念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一百周年

从意义整体确定单位,展现了心智的纵向聚合的一面,其中居间介质是最重要的表征,同时横向组合的一面,则是从话语链呈现单位。居间介质是概念和听觉印象的相互蕴含体,是"形式-意义"的相互结合体,而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是居间介质的确立者。构成对置的,不是形式(能指)和意义(所指),而是属于外在现象的发声形象和属于内在意识现象的居间介质(形式-意义,声音-思想),后者有言说主体的意识的介入。索绪尔刻意重视共时态,也是由于以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为出发点的缘故。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存在于共时态之中,展现其以有限之符号表现无限之意义的力量。"声音-思想"(形式-意义)这一居间介质是思想差异与声音差异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居间介质就隐含着区分作用,这是凭借居间介质确定单位的原因所在。语言意识的呈现框架是言说主体的视点,视点造就关系,同时也造就居间介质。居间介质这一概念可能使我们以前对索绪尔理论的理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发现异质语言的世界——再读鲁迅的翻译观

鲁迅对"硬译"的解释,通常被认为是跟他对中国现代性(启蒙)的规划有关。然而,本文却尝试探讨解释"硬译"的新的可能性。这首先要探讨鲁迅对《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态度。尽管他十分关注该书,但却没有对其做出翻译,而是采取了一种延宕姿态,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书中所蕴含的国民性话语的缺陷。他怀疑以透明性(transparent)、同质性(homogeneous)为前提的国民性话语。《阿Q正传》不仅描写了典型的中国国民性,更描写了一种不能以国民性话语概括的异质性(heterolingual)的主体。在鲁迅的写作根底里所具有的对所谓"中国语"的异质性的认识,即知识分子语言和大众语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导致了双方在传达上的困境。鲁迅的写作与假定中国语具有同质性的普遍认识无关,而是跟酒井直树所说的"异质语言的言说"(heterolingual address)酷似。鲁迅的"硬译"要求读者诉诸积极的读书行为,因为中国语本身是异质性的,想要达成毫厘不爽的认识并不可能。鲁迅批判"学衡派"和"大众化"论者,是因为他们都缺失对语言异质性的认识,而是将之理所当然地想象成一种同质性的"民族语言"。总之,我们可以将"硬译"理解为一种异质语言的言说实践,并且不能以所谓的现代性话语加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