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资产误定价

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缓解了资产误定价。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同时缓解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资产误定价,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有效促成了“国进民进”的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对资产误定价的缓解作用在行业竞争度较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相较于中、东部地区,该倡议对西部及东北地区上市企业资产误定价的缓解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代理问题两个基本渠道缓解资产误定价。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缓解资产误定价,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最终提升企业价值。

企业ESG表现缓解了资产误定价吗

本文基于华证ESG评级数据,以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ESG表现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与资产误定价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企业ESG表现主要通过提高股票流动性、吸引分析师关注两条作用路径缓解资产误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组、国有企业组中,企业ESG表现对资产误定价的缓解作用更强。本文丰富了企业ESG表现的经济后果与资产误定价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稳定资本市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缓解了资产误定价吗?

通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有效缓解了资产误定价,表现为公司股价更能反映其内在价值。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主要通过降低投资者异质信念与促进投资者私有信息搜集来缓解资产误定价。截面分析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资产误定价的缓解作用在公司信息环境较差、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以及机构持股较少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语调、可读性、相似度及充分性等文本特征均会对资产误定价产生一定影响。研究不仅拓展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和资产误定价各自领域的分析视角,还为准确评估审计报告改革效果以及有效缓解资产误定价顽疾提供了有益启发。

基于通胀和股票误定价带保费退还条款的DC型养老金最优投资策略

研究了在通胀环境和保费退还条款下,缴费确定型(Defined Contribution,DC)养老金管理者考虑在无风险资产和带有误定价股票间寻求最优配置以达到终端真实财富预期效用最大化。首先,在通胀环境下,利用随机分析得到养老金管理者的真实财富过程。其次,利用随机控制理论建立了关于养老金管理者值函数满足的HJB(Hamilton-Jacobi-Bellman)方程,针对CRRA(Constant Relateve Risk Aversion)效用函数求解HJB方程,并找出了解析解。最后,通过数值模拟,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通胀波动率、误定价系数、风险厌恶系数以及保费退还等参数对养老金管理者投资策略的影响,并给出相应的经济学解释。

数字化转型与股票误定价:抑制还是助推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化转型对股票误定价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推高了股票误定价,且主要表现为股价高估。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会吸引投资者和分析师关注,提高投资者乐观情绪,从而加剧股票误定价。异质性分析发现,融资融券交易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缓解数字化转型对股票误定价的影响,而市场情绪高涨期间数字化转型对股票误定价的影响更显著。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监管,以缓解数字化转型对股票误定价的影响。

媒体情绪、资产误定价与公司并购绩效

以2014—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利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文本分析方法测度了主并公司的媒体情绪,实证检验了媒体情绪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情绪显著提升了主并公司的并购绩效,即并购前由财经媒体报道所形成的媒体情绪越乐观,主并公司的并购绩效就越好;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资产误定价在媒体情绪驱动主并公司并购绩效的作用路径中起到了遮掩效应,降低了媒体情绪对主并公司并购绩效的主效应;将资产误定价进一步分解后发现,公司层面而非行业层面的资产误定价是遮掩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公司并购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要重视财经媒体在并购价值凸显中的作用。

资产误定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10—2020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资产误定价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误定价显著抑制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分析发现,代理成本提升和信息透明度上升是资产误定价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主要作用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强化了股价低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相较于其他企业,股价高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资产误定价对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同时为完善高管薪酬激励与契约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多元化经营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信息视角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多元化经营导致企业组织内部复杂性提高,结构的多元化会产生信息差距,从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导致资产误定价程度提高;但复杂性提高也对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形成约束,盈余信息质量的提高会降低资产误定价程度;同时,多元化经营分散了经营风险,会产生联合保险效应,有利于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进而降低资产误定价程度。采用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多元化经营显著降低了资产误定价,且非相关多元化经营比相关多元化经营对资产误定价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多元化经营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和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来降低资产误定价;多元化经营降低资产误定价的作用,在管理层权力较大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企业、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企业应适度开展多元化经营,并改善内部治理结构,减少由多元化经营引起的委托代理冲突;股东、投资者、监管机构等应支持企业多元化经营,并约束企业的信息操纵行为,充分发挥多元化经营的对资产定价的积极作用。

环境信息披露能缓解资产误定价吗

本文以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将资本市场长期存在的异象——资产误定价作为切入点,研究环境信息披露能否对资本市场运转产生积极效应。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缓解资产误定价,且缓解作用随披露质量的提高而增强;这种缓解作用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投资者非理性程度来实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有效降低股价高估,但对纠正股价低估的作用不佳;环境信息披露与资产误定价的负相关关系受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监督环境的共同影响,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和分析师关注会强化两者的负向关系,而国有企业产权性质则会弱化两者的负向关系。本文既拓展了环境信息披露与资产误定价的相关研究,也为引导资本市场绿色发展提供了现实启示。

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7—2021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关系。实证研究发现物流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加剧了资产误定价水平,在稳健型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有利于推动数字化技术与传统实体经济更好的结合,找到缓解资产误定价的路径。

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

以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关键审计事项与资产误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可以显著缓解资产误定价,信息透明度和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和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资产误定价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结论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制度以缓解资产误定价现象、促进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会计稳健性、投资者情绪与资产误定价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信息不对称理论及信号传递理论,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方法,探究投资者情绪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以及会计稳健性在投资者情绪与资产误定价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越乐观,股价越被高估;会计稳健性的提高能够缓解投资者乐观情绪对股价高估的正向影响;相比新会计准则实施前,会计稳健性对投资者乐观情绪与股价高估之间的负向调节作用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表现得更为突出。该研究结论为相关部门从会计稳健性入手缓解投资者情绪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提供了依据,也为提高证券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了新思路。

投资者关注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路径——基于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我国资本市场资产误定价严重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探索并剖析资产误定价的产生机理是资本市场研究领域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针对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这一市场"异象",基于行为金融理论,以我国投资者和管理层双向有限理性为背景,研究投资者关注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投资者关注度越高,股价越有可能被高估;投资者关注通过信息透明度的部分中介效应加剧了股价高估。进一步检验发现,相比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的上市公司,这种中介作用仅存在于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

分析师评级、投资者情绪与资产误定价

新兴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着资产误定价金融异象。在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可以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从分析师评级出发,通过投资者情绪传导,与资产误定价三者之间建立分析逻辑。通过对2009—2015年625家上市公司第一季度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分析师的乐观评级及调级会引起价格向上的资产误定价扩大,价格向下的资产误定价减小;乐观评级会比悲观评级引发更大程度的资产误定价;机构投资者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分析师评级及调级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是通过投资者情绪变化作为中介传导的。根据研究结论,如能在政策层面通过加强分析师队伍管理、强化投资者教育、提高机构投资者的业务素养,就能提高分析师评级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促使投资者正确对待分析师评级信息,从而减少乃至消除资产误定价,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盈余平滑、投资者异质信念与资产误定价——基于我国沪深两市2000-2012年数据的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长期存在股票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而被错误定价的"异象",导致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及信息不对称理论,本文分析盈余平滑、投资者异质信念与资产误定价的关系,剖析资产误定价的产生机理。结果表明,投资者异质信念对资产误定价产生正向影响,盈余平滑能够缓解投资者异质信念对资产误定价产生的正向影响;相比融资融券交易制度实施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异质信念对股价高估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盈余平滑对异质信念与股价高估之间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存在于融资融券交易制度实施之后,这说明我国推出融资融券对提高股票定价效率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应客观公允地认识评价盈余平滑行为对降低资产误定价的积极作用,但也须对其加强管理,防止其过度运用而形成盈余操纵。

股票误定价、管理层持股与企业R&D投资——基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5年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样本,考察管理层持股在股票误定价影响企业R&D投资中的作用效应,以及其中的内部人交易与研发绩效。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加剧了股票高估对R&D投资的正向影响,在股票高估引致的R&D投资中产生"恶化效应",但同时却一定程度有助于缓解股票低估对R&D投资的负向影响,发挥"治理效应"。进一步集中于股票高估公司发现:股票高估程度越大,持股管理层出售持股规模越大,且高估公司随后研发绩效更差。

资产误定价影响了审计费用吗?

审计费用是审计风险的外在表现。资本市场的股票定价效率是否会增加审计师的风险认知,进而影响审计收费,本文以2005～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资产误定价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误定价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股价高估的公司会被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且这种关系在法律制度环境良好、媒体关注度较高时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成本在资产误定价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资产误定价增加了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了审计风险溢价。本文从审计费用视角为资产误定价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监管部门结合法律制度和媒体监督以共同推进审计服务提供了理论参考。

机构投资者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抑制还是推助?

为了探清机构投资者在资产误定价中发挥的作用,本文选取机构持股比例与持股机构数量两个变量来衡量机构持仓变化,并将全部数据划分为全样本、融资融券前与融资融券后三个区间,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深入讨论了不同区间内机构投资者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的交易策略。实证研究表明,不同时期,机构投资者在资产误定价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融资融券前,其他投资者的跟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股票的错误定价,机构投资者由于缺乏卖空工具不能有效地纠正错误定价。融资融券后,少数投机型的机构投资者没有选择消除价格偏差而是存在骑乘泡沫的行为,这种骑乘泡沫的行为进一步推助了泡沫的产生与膨胀,加剧了资产误定价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改善职业经理人市场环境、完善金融市场监管制度,正确引导机构投资者参与市场等参考建议。

审计师行业专长缓解了资产误定价吗?

行业专长是审计师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拥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更有能力发挥其外部监督作用。以2006~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了审计师行业专长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审计师行业专长能够有效缓解上市公司的资产误定价现象,并且这种影响在审计师独立性较强时更为显著。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和投资者异质信念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主要是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以及降低投资者异质信念来缓解资产误定价。从审计师行业专长角度研究资产误定价问题,有助于识别审计师发挥监督作用的机制和情境,对降低资产误定价以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强制披露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信息揭示还是掩饰?

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强制披露的效果存在一定争论,2009年开始部分企业必须披露CSR报告的规则为研究其政策效应提供了准自然实验机会。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CSR报告强制披露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CSR报告强制披露显著缓解资产误定价程度,具有信息沟通效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CSR报告强制披露主要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会计信息质量的信息传导效应影响资产误定价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审计质量越高,上述缓解效应越明显;而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期间,CSR报告强制披露则无法缓解资产误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