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选“戾家画”说发微——评史上对“戾家画”的误读、曲解与过度阐释

"戾家画"说被史论界称作是"画史公案",历代在对这一词汇的解读上,多有歧义。本文重新梳理勾稽众家有关"戾家画"的言说,并对其中一些误读、曲解加以剖析,以期获得对"戾家画"的正确认识,给钱选和"戾家画"说一个正确评价。

透视“五四”新文学的逻辑怪圈

长期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还是传统的学术理论界人士,几乎都把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这一学科的论述研究。其实,“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并无多少深刻的了解。不懂西洋语言文字和缺乏西方文化常识,使得新文学作家完全是在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运用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去诠释“西方”,最终大都步入“误读”与“曲解”的逻辑怪圈当中。

“来”“麦”之辨——兼及“麦自外来”说

学术界有论者称,中国的小麦是从西域传入,并以此证明中国对外交流历史之悠久。这一论证误读和曲解了许慎的《说文解字》,既不能证明"麦自外来",也不能证明《说文解字》对"来"字的解释如论者所述的观点。"麦自外来"论犯有明显的逻辑错误;"来""麦"之义与"麦自外来"渺不相涉;"麦"之"行来"义有其文字发生学的原因;"麥"下之"夕"的含义并非"外来"。

马克思论“东方问题”与乌尔卡尔特——《马克思对“打病毒政治牌”的批判》指伪

1853年前后,在"东方问题"的大背景中,俄国与西方列强以及土耳其的矛盾呈现激烈复杂的态势。马克思此间对"东方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并研究了许多相关的事件和人物。在马克思的研究中,乌尔卡尔特是一个他很注意的重要人物。有论者根据马克思的一句涉及乌尔卡尔特的话,诬称马克思批判了乌尔卡尔特借霍乱"打病毒政治牌",并进而推论马克思认为乌尔卡尔特以霍乱病毒"抹黑对手","借这个机会泼污水给俄国,达到反俄的政治目的"是"可能的",还由此引申出所谓马克思对乌尔卡尔特的批判在今天"对我们思考政治与瘟疫的关系有一定的"警醒作用"云云。所谓马克思批判"打病毒政治牌"论者严重曲解、误读和杜撰了马克思文本的语义。

试谈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意象派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诗词的巨大影响。其创始人之一庞德,就是一位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在他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及学习汉语语言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文化对他影响极为深刻。虽然中西不同文化背景所造成的文化差异,使得这位杰出的诗人和学者在译介中国古典诗歌时发生了不容忽视的误读和曲解。但就在这些误读和曲解中,庞德的才智可见一斑。

郭象《莊子注》詮釋學探賾

本文旨在探析郭象《莊子注》的詮釋學。追尋"莊生之旨"是郭注的主觀取向,郭注駁正有關莊子的各種誤解,并有大量對於莊文的詞義訓釋、通釋文意及以《莊》解《莊》的注文,凡此無不透露郭象對於莊文本義的重視。郭象承繼了漢代經學的傳統。郭注有誤讀《莊子》處,當《莊子》文意與郭象對於莊子的理解以及價值關切相齟齬時,郭注不惜曲解、背離莊文。郭象注《莊》有明確的方法自覺,在不同層次上"寄言出意"既是郭象所理解的莊子思想的表達方法,也是郭象解《莊》的方法,這種方法使郭象可以不受文本的制約,從容處理《莊子》外雜篇那些批評儒家的内容。郭象運用"要其回歸而遺其所寄"的方法,來化解《莊子》與儒家的緊張對峙。郭象以"迹"與"所以迹"這組概念,將《莊子》對於聖王、聖人以及工具化、形式化的儒家道德觀念的批評挪向聖王、聖人之"迹",以"所以迹"開顯《莊子》要返回聖人的至德聖性以及找回儒家道德的真精神,在深層意義上會通《莊子》與儒家。

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冷遇谈起

作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俄苏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遭到了冷遇,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业已终结,而且也不再引起中国读者的广泛兴趣。这种现象的产生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是丢失了一块宝贵的精神资源。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以往对俄苏文学的理解与接受存在着缺失与误读,在过度崇拜与赞誉中接受了被我们自己变形了的俄苏文学,从而造成了对俄苏文学的误读与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