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诱供”的法律思考——刑事讯问谋略运用合法性探析

司法实践中,讯问谋略被许多国家在刑事审讯活动中所采用。多年以来,讯问谋略在刑事讯问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促进了讯问活动的顺利进行。但是,在讯问谋略中,暗示、诈术、圈套以及许诺等使用不当就会出现诱供。讯问谋略和诱供之间看似联系不大,但实际操作起来,一旦游离了方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有可能违法。我们把它称之为“临界诱供”。司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案,自觉掌握使用讯问谋略的原则,确保司法公正。

论诱供与作弊审查

诱供是缺乏验证性的讯问作弊,它通过欺骗行为诱导或误导被问人作出供述,具有侦查自欺、对象欺骗、司法欺骗的三欺特征。正是这种方法的普遍使用,形成了我国错案的主要致错模式:"刑讯逼供-诱供"。破除这种流行错误的方案是建立知密讯问规则,我们司法需要确立这样的信条:供述的知密验证是证据可信的前提。知密度越高,供述越可靠。依据知密讯问规则,我们可以发现诱供本质上就是对知密讯问规则的破坏,因此知密讯问规则应当演化出作弊审查规则。这些基本规则理念可以帮助公安机关改善讯问程序、提高讯问质量,为遏制和消灭刑讯逼供创造合理的替代方法。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诱供的合法性控制——以侦查阶段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入法,标志着协商性司法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其对于案件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供述在证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无疑印证了侦查机关对口供的需求。出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避以及现行规定的利用,诱供成为现有制度下某些侦查人员获取犯罪嫌疑人认罪供述最便捷的手段。预防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诱供进行规制,需要从诱供概念重构出发,通过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契合、不同语境下诱供内涵的审思,深入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诱供的潜在风险,进而从权利义务告知程序重塑、录音录像制度规范化改造、值班律师权利细化、检察与监察二元监督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诱供的合法性控制,以期通过公权抑制与私权扶持实现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范化、法治化。

关于诱供问题的探讨

诱供情况复杂:合法诱供是运用法律规定的好处,促使犯罪嫌疑人老实交待问题;非法诱供是用不能实现或不准备实现的好处套取口供;还有合理用谋的诱供。诱供有错案风险、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并分别研究了诱供证据的合法性及其毒树之果等取证效果。

论诱供、适度利诱与坦白从宽

我国法律禁止诱供,但适度利诱是侦讯谋略不可或缺的内容。区分诱供与适度利诱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和运用坦白从宽政策。坦白从宽政策在司法实践中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法律依据的缺失和侦查讯问机关职权限制,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保障坦白从宽政策的贯彻落实,使侦查讯问人员在讯问活动中把握更多主动权。

诱供下的坦白如何合理量刑

坦白从宽是我国一直奉行的刑事政策,对于坦白的犯罪人我国给予宽大处理的有待。那么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人的坦白不是自己主动自愿交代犯罪行为,而是在诱供的情况下坦白自己的罪行,如何来认定？是否也享有宽大处理的待遇？本文旨在通过论述坦白与诱供的主要内容,从而明确诱供下的坦白在实践中如何认定才具有合理性。

诱供、骗供证据排除标准研究

由于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具有对抗的特点,侦查人员在讯问中引诱、欺骗犯罪嫌疑人具有获取口供一定的合理性。近几年冤假错案逐渐浮出水面,这种讯问方式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违法性,也不断引起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骗供、诱供作为新样态的取证行为在侦查策略与非法侦查行为中处境尴尬。然而,骗供、诱供证据的排除的标准,无论是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极易导致骗供、诱供这类非法讯问行为以及获得的被告人供述不会被排除。本文拟试图厘清诱供、骗供的概念与骗供、诱供证据排除的标准,并且提出主辅相成的排除标准体系。

诱供、骗供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法理辨析及规则构建

作为非法取证手段与作为侦讯技巧的欺骗、引诱手段在讯问目的等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异。特定情形下情节严重的引诱、欺骗应当纳入排除非法证据的考量视野,以该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原则,在具体裁量时应首先确保符合自白任意原则,不得伪造证据、不得突破法律底线,并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伤及人伦。

诱供对事实认定的影响——以法官事实认定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我国规制诱供的法律制度演化和侦查阶段可能发生的诱供现象进行分析,提出在现阶段,通过引诱获得的供述可能对审判时法官事实认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导致错误的事实认定。但是,现行录音或者录像方式却不能有效防止诱供的发生,并且法官的现行事实判断模式也不可能有效克服这种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总结了现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分析判断是否有诱供可能的几种方式,最后提出了近期加大控方证明责任的初步解决措施。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诱供对事实认定的影响,还得建立律师在讯问阶段介入、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等制度。

诱供骗供司法规制的教义学分析

通过梳理现有规范,立法者对诱供骗供存在容许度。在承认诱供骗供裁量排除的正当性基础上,诱供骗供司法规制的价值基础不容忽视,涉及防范虚假供述、保障供述自愿性及维护人格尊严三个方面。然而,我国诱供骗供司法规制的实践效果不佳,呈"宽禁止,严排除"格局、"逐案审查,裁量权较大"态势、"弱规范,弱保障"特征。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实际,诱供骗供司法规制模式向"权利保障型"转变势在必行,融合诱供骗供司法规制的价值导向与权利保障机制。为此,应将侦查讯问规范化置于基础性地位、增强犯罪嫌疑人讯问防御权、强化侦查讯问权力的规范与制约,推动个案正义的实现。

刑事讯问谋略运用合法性探析

讯问谋略中的暗示、诈术、圈套以及许诺等计策一旦使用不当,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出现诱供,就有可能违法。业界称之为“临界诱供”。司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案,自觉掌握使用讯问谋略的原则,确保司法公正。

论侦查讯问策略

讯问策略在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被广泛使用,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然而不适当地运用讯问策略又可能导致对人权的侵犯。合理的做法应是既鼓励侦查人员发挥侦查策略的作用,又要对侦查策略做适当限制。要在我国的法律体系框架内针对侦查讯问策略构建法条规定、司法解释与一般原则界定的模式,最终将侦查讯问策略纳入到法制轨道之内。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野下的刑事错案防范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变了我国刑事诉讼的面貌和结构,在证据、程序、诉讼结构和案件结构等层面都增加了生成刑事错案的系统性风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野下刑事错案有着特殊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实践中,诉讼利益驱动下的司法人员不当取证行为、犯罪嫌疑人自愿型虚假供述、辩护职能的不足是产生错案的具体原因。化解和防范刑事错案的风险,应当引入证据标准、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加强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保障以及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

吹牛

铁大龙坐在大巴车里,眼睛瞄向同排的两个小青年。他想起了离京探亲前,雷所长给他的近期评语:“不吹牛皮能死吗?”这句评语源于铁大龙对一起非现行盗窃案的破获,不,应该说是七起。那天晚上,铁大龙领雷所任务出去设卡,开展核录时当场控制一个盗窃摩托车嫌疑人,直接把他传回所内讯问出了七起盗窃摩托车案件。该人一没前科,二非在逃;铁大龙一没逼供,二没诱供。

论非法证据的新样态及其司法排除

以往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研究,更多将排除的重点放在了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上,强调取证手段的非法性。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一些过去没有得到关注和重视的非法证据样态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主要包括非法定讯问地点形成的讯问笔录、变造的讯问笔录、选择性录音录像形成的讯问笔录、骗供诱供形成的讯问笔录等四种。上述证据应否被排除、司法排除的理论正当性何在等问题,是当前非法证据排除领域须加以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