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理性思考

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钓鱼执法"违反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违背基本行政伦理,也蚕食了社会信任。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虽缺乏法律依据但具有合理性,诱惑侦查的理论和实践对探讨诱惑调查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我国应完善行政执法中诱惑调查的立法规定:确立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的合法性,并对实施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予以制度化;明确行政主体对诱惑调查的合法性承担证明义务;非法诱惑调查的口供和物证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仅凭非法诱惑调查获得证据对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行政诱惑调查的合法性探析

“钓鱼执法”一直以来在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备受争议。但随着行政违法案件的复杂性、隐蔽性、流动性及跨地域性的增强，以诱惑调查取证的方式却被广泛运用于行政实践中。行政执法人员采用诱惑调查手段取证。一方面有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同时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对行政相对人财产、人身等人权的侵犯。诱惑调查手段作为一把“双刃剑”出现在行政领域。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理性思考。本文正确区分“犯意诱发型”与“机会提供型”两种请惑调查方式，从依法行政原则来探讨”机会提供型“行政诱惑调查的合法性，从而明确行政诱惑调查在行政法理界是否有存在的空间。

试论行政执法中诱惑调查的有限适用

行政诱惑调查作为一种特别的调查手段,在学术界引来不菲的讨论和质疑。文中试图通过对行政诱惑调查与钓鱼执法的概念辨析和对行政诱惑调查的价值分析与选择来构建行政执法中诱惑调查有限适用的基本设想。

行政执法中诱惑调查的思考——兼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

上海市用"钓鱼执法"的方式对黑车进行查处引发了公众的议论和批评。行政机关采用"钓鱼"的方式进行执法违背了行政法合法行政、合理行政、诚实守信的原则。深究"钓鱼执法"可发现,上海"钓鱼执法"是诱惑调查中的"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不为各国所承认。"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在目前行政法领域的应用虽然缺乏法律依据,但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日后的立法应当对其进行完善。

诱惑式行政调查行为存废之二维观察——基于“法律”与“行政”的比较衡量

从法律维度观察,"诱惑调查"是违法的,从行政维度观察它又极具存在之必要,存废之间,颇有争议。在法治背景下,判断一种行政行为方式应该存废与否,至少需要在"法律"和"行政"二维之间进行价值比较。"诱惑调查"是一种只顾行政效果的实现,而罔顾行政法律规定和行政法的精神及基本原则的行为方式。它不符合现代法治行政的要求,故应该予以禁止。

诱惑性行政调查的合法性界限问题:从相关诱惑性侦查之实践说起

"诱惑性行政调查"是行政法学为描述"钓鱼执法"类行为而构造出的一个符合基础术语特征的概念。诱惑性行政调查作为最有可能被滥用的行政活动之一,理应对其加以防御。但诱惑性行政调查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可以弥补常规调查手段的不足,故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综合衡量之,在一定限度内使用这种调查手段应当被"允许与认同"。并且诱惑性行政调查与诱惑侦查在法律原理上是相通的,借鉴有代表性的美日两国的诱惑侦查理论,对于认识诱惑性行政调查的合法性界限大有裨益。可以说,美日两国的诱惑性侦查之合法性判定基准都糅合了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应该先以"主观标准"审查被调查人的主观意图,再以"客观标准"审查执法人员的行为限度的方法来框定我国诱惑性行政调查的合法性界限。进而,诱惑性行政调查的适用范围应该限于常规行政调查手段难以实现行政目标并且危害性较大的案件,诱惑性行政调查的适用类型也仅限于"机会提供型"。

行政执法中公众参与性取证行为研究——以交通管理执法为视角

以交通管理执法为视角,通过公众参与性取证行为的证据法学方面的分析,肯定公众参与性取证行为的法律地位。行政执法中有争议的公众参与性取证行为如针对待运状态中的非法运营车辆、诱惑性调查手段等,其产生和适用具有的合法性。公众参与性取证行为在采用时须严格规范。

警察行政执法中诱惑式调查的法律规制研究

近年来,警察在实务中运用的调查手段较为多样化,但其中一些非常规调查手段招致行政相对人的质疑,也引起人们对警察行政调查行为更多的关注.行政调查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收集、整理和分析有关资讯的活动,①包含填表登记、主动报告、传唤、盘查以及询问走访等多种方式.由于行政调查会与相对人的权利发生冲突,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必须遵守正当程序的要求.但在警务实践中,随着违法行为查处难度的不断增加,为了查处某些复杂、隐蔽性强的违法行为,警察可能会采取隐瞒执法身份、故意设计特定情境或者提供条件和机会等方法,以诱使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②同时收集信息资料和证据,以完成其行政危害防止的警察任务.③这种非常规的调查方式又被称为“诱惑式行政调查”“陷阱执法”“警察圈套”等,目前在行政法上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