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构建幼儿园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引入社会文化理论,有助于幼儿园以整体思维构建由幼儿、教师、家庭、社会多社会主体参与的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就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的构建来说,幼儿园应该在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思想指导下,秉持大课程、大教学和大健康的思想教育理想,在多社会主体的参与下,以幼儿的实际安全意识和抵制诱拐能力水平为教育的起点,引导教师在明确幼儿的最近发展区的基础下,利用支架式和互惠式教学模式,促进语言在教学中的中介作用,提升幼儿自我安全意识的抵制诱拐能力。

国外孤独症儿童预防诱拐技能训练研究综述

预防诱拐是孤独症儿童安全技能训练中不容忽视的内容。通过对国外关于孤独症儿童预防诱拐技能训练实证研究的归纳和梳理,发现国外关于孤独症儿童预防诱拐技能训练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以低年级孤独症男生为主;在干预内容上,主要以成年陌生人作为诱拐者对孤独症儿童实施口头诱骗的形式进行技能训练;在干预效果方面,单一和综合的干预方法在孤独症儿童预防诱拐技能训练中均具有积极作用。未来应提高对孤独症儿童安全技能薄弱领域的关注和研究,加强对孤独症儿童心理理论的训练以提高其自身抵制诱拐的能力;增加学龄前及不同性别孤独症儿童的参与,以丰富被试特征;要重视家长在孤独症儿童预防诱拐技能训练中的参与。

跨境诱拐儿童中监护权的承认——以海牙诱拐公约第15条为中心

监护权是跨境诱拐儿童案件中最核心的问题,其贯穿了诱拐儿童案件处理的始终,包括了从确认、行使到承认的一系列问题。而监护权的承认与否又事关被诱拐儿童是否能够顺利返回到其惯常居所地国家,从而恢复其正常生活秩序。海牙诱拐公约第15条的制度设计本身主要针对的是公约问题,而不是国内法问题。对于国内法问题,请求国仍然可以提出,作为对其他获取国内法方式的补充,应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基于国家之间的相互礼让以及缔约国取得的共识,请求国应对被请求国法院的判决给予充分尊重。考虑到返还儿童的效率,法院提出请求应慎重,申请人主动提出请求则没有公约上的依据。

英国处理儿童诱拐案件的若干司法问题

英国处理儿童诱拐案件的做法已经成为各国的模范。其司法依据主要是1980年海牙公约和1985年《儿童诱拐与监护法》,适用于各个法域和附属地区。处理儿童诱拐案件的司法体系主要是由儿童诱拐委员会和法院组成,这种司法体制在实践中是充分而有效的。其司法态度也是非常积极的,一般是支持返还儿童,同时通过限制使用口头证据、建立权威司法解释来保证儿童的返还。英国向其他成员国申请返还的司法实践表明,海牙公约在英国返还串请方面运作良好,而英美之间相互申请案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并存在一定模式。

香港冲突法中的国际间儿童诱拐问题

1980年《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为国际间儿童诱拐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国际方法,该公约在1997年7月1日之后继续适用于香港,并经转化为香港法例第512章《掳拐和管养儿童条例》。对于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适用的案件,适用《掳拐和管养儿童条例》;而对于非公约调整的案件,则适用普通法规则。为了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在香港得以更好地施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于2002年4月29日作出了《国际性的父母诱拐子女问题报告书》。2009年10月,政府当局对《国际性的父母诱拐子女问题报告书》作出回应。

美国处理儿童诱拐案件的立法与实践

海牙儿童诱拐公约在确保安全返还儿童、抑制跨国儿童诱拐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于1988年批准了该公约,其在实施公约的国内立法、司法实践及具体措施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由于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除了国际性的诱拐案件之外,还要处理大量的各州之间的诱拐案件,因此,美国这方面的司法实践非常丰富。中国虽尚未加入公约,但实际中已经面临着处理跨国儿童诱拐案件的一些问题,这方面,美国的实践经验无疑可资借鉴。

论跨境诱拐儿童中的监护权——以海牙诱拐公约的解释为中心

如何确定、行使、承认监护权是跨境诱拐儿童案件的核心问题。跨境诱拐儿童中的监护权是一个自主性概念,海牙《国际儿童诱拐民事方面的公约》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而是采用列举的方式,这有助于将更多的案件纳入公约的管辖范围,也使儿童的返还变得更加容易而迅速,但因直接关系儿童的返还,对其解释从公约生效起就一直备受关注并充满争议。探视权加否决权构成监护权而不是否决权构成监护权,因为否决权欠缺照顾儿童要件。法律的规定、司法或行政决议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是确定监护权的三种方式。监护权的行使应避免过分严苛的证明标准,而采用宽泛的解释方法有利于儿童的迅速返还。

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评介——兼论我国加入公约的可行性

国际私法上的儿童诱拐是指夫妻一方通过非法迁移或者滞留儿童而改变儿童惯常居所,对原有监护关系或监护权的具体行使状态的一种改变,它在侵害儿童最大利益的同时也对其他监护人的合法监护权或者探望权的行使造成损害。1980年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确立了儿童快速返还机制,精巧平衡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利用国际司法行政合作机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加入公约不仅有实际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不存在重大的立法障碍,对于我国国际和区际之间儿童诱拐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清华人女性被诱拐出洋浅析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地区想法设法引诱女性出洋,迫于现实压力,清政府终于承认了女性出洋的合法化。尽管取得了出洋的合法权利,但囿于中国文化传统,华人女性很少主动出洋,大多仍是被诱拐出洋,女性出洋后仍以从事低贱职业为主。清政府一直反对诱拐华人女性出洋。

欧盟国际儿童民事诱拐新机制研究

欧盟理事会新生效的《布鲁塞尔条例Ⅱbis》就国际儿童民事诱拐规定了新机制。新机制确立了儿童自动返还制度,收紧了儿童诱拐快速返还机制的网口,最大限度的体现了快速返还儿童的便捷性。

基于行为技能训练的儿童诱拐预防安全技能实证研究

我国高度重视拐卖儿童犯罪相关案件的侦破和法律法规完善,开展了系列专项行动打击犯罪,但理论上缺乏对诱拐场景、引诱类型和诱拐预防安全技能的研究。利用应用行为分析中的行为技能训练(BST)对3名低龄儿童进行多基线设计实验发现:基线期儿童对诱拐的自我保护反应水平较低,经过BST训练后儿童能够完全掌握诱拐预防技能,同时跟踪阶段数据显示其能够长期保持该技能。实验证明,BST方法在儿童诱拐预防上有效,可以使其掌握基本的自我保护能力。

从杨月楼“诱拐案”看晚清艺人社会地位的变动

同治末年,上海租界内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良贱通婚案——杨月楼"诱拐案"。案件发生后,以《申报》为代表的沪上新闻媒体对此案的始末经过及其审理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各方人士纷纷发表看法,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辩。论争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双方既然已受母命,倩媒妁,具婚书,得聘礼,因此婚姻是合法的,官府对杨月楼的处罚过重;另一方则认为,良贱不能通婚,主张对当事人进行严惩。"诱拐案"所引发的争论不仅折射了晚清上海租界内社会风气及伦理观念的变化,同时,它也清晰地反映了晚清艺人社会地位的变动。

新浪漫主义美学思想在《诱拐》中的体现

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是新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美学思想的精髓是理想主义。这在他的著名作品《诱拐》中有着具体体现。

国际儿童诱拐及其民事返还合作的进程--兼评1980年海牙《儿童诱拐公约》

如何抑制国际儿童诱拐现象,而在这种现象发生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迅速返还被诱拐儿童至其原有生活环境,已成为各国的一项共同任务。为确保降低诱拐儿童成功的机会,及时返还被诱拐儿童,有必要建立一套国际、国内当局相互合作的跨界体制。1980年《欧洲公约》对于返还判决只是有限开放,1989年《美洲公约》在实践中的效果也并不明显,欧盟理事会第2201/2003号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合作机制。1980年海牙《儿童诱拐公约》绕过传统冲突规则的繁文缛节和承认与执行判决程序的笨重不便,提供一套对人诉讼的规则,采取通过缔约国中央机关、主管机关之间的积极合作,确保迅速返还儿童这一新型的临时紧急处置措施,从而成为抑制“国际诱拐儿童”这一现象的有效方式。

儿童诱拐公约中的惯常居所研究

惯常居所是儿童诱拐公约中的重要概念,关系到儿童返还机制的顺利运行。作为一个事实性概念,惯常居所并没有被明确界定,留给了法院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文章基于公约实施三十多年来涉及惯常居所问题的案例,对惯常居所的获得与失去进行研究,以期有助于公约解释的一致性并统一各国司法实践。

国际儿童诱拐案件处理路径上的新发展——评美国法院的“进一步分析方法”

海牙诱拐公约中规定了重大伤害危险例外,当存在这些情形时缔约国就无义务返还被诱拐儿童。不过,美国法院在适用该例外时形成了"进一步分析方法",要求存在重大伤害危险情形时需做进一步的审查,对儿童惯常居所地国是否存在有效的保护措施或者可行的替代方法加以审查,以最终断定重大伤害危险例外的适用。虽然这种分析方法似乎符合海牙诱拐公约的快速返还目的,但是,它并不符合公约的根本目标,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不利于儿童权利的保护。

加拿大处理儿童诱拐案件的若干实践——以海牙诱拐公约为中心的考察

《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在确保安全返送儿童、抑制跨国儿童诱拐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加拿大是最早签署和批准公约的国家之一,其在实施公约的国内立法、实施公约的具体措施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由于加拿大属于联邦制国家,除了国际性的诱拐案件之外,还要处理大量的各省或区之间的诱拐案件,因此,这方面的司法实践非常丰富。中国虽尚未加入公约,但实际中已经面临着处理跨国和跨法域儿童诱拐案件的一些问题,这方面,加拿大的司法实践经验无疑可资借鉴。

家长应如何对学前儿童进行防诱拐教育?--基于儿童抵制诱拐行为表现的探讨

儿童被诱拐问题不容忽视。已有研究显示,在儿童拐卖案件中,6岁以下的学前儿童占绝大多数,且犯罪分子采取的主要手段是口头拐骗而非暴力。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模拟诱拐测试,发现年龄能够正向预测学前儿童在抵制诱拐中的行为表现。学前儿童的年纪越大抵制诱拐的表现越好。然而,父母防拐知识传授频率对儿童抵制诱拐行为表现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且家长有高估儿童抵制诱拐行为表现的倾向。这说明以传授知识为主的防拐教育未能有效地提高学前儿童抵制诱拐的能力。本研究关于即时叮嘱的实验研究则发现,即时叮嘱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前儿童在模拟诱拐测试中的行为表现。诱拐测试前受到即时叮嘱的儿童比没有受到即时叮嘱的儿童更不容易跟随陌生人离开,而且在加入即时叮嘱之后,儿童抵制诱拐行为表现不再有年龄差异。这说明即时叮嘱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防拐教育方式。由于学前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心理能力有限,家长应充分认识到学前儿童在抵制诱拐上能力的不足,在提高自身的防拐安全意识的基础上,多采取包括即时叮嘱在内的被研究证实有效的教育方式向儿童传授防拐安全知识。与此同时,幼儿园应与家长配合,共同对幼儿进行防拐安全教育,以保证安全教育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评析

1980年10月24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十四届会议通过了《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ivi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hild Abduction)。在海牙会议诸公约体系中,它在标题、管辖事项、性质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独特性。本文尝试对该公约的背景、目的性质、主要内容作一介绍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加入该公约问题。

史蒂文森小说中的苏格兰图景与民族认同书写——以《诱拐》为例

《诱拐》是苏格兰著名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四大“苏格兰小说”之一,描述了大卫·巴尔福横穿苏格兰的冒险经历。小说以冒险故事为表象,实则描绘了1745年后的苏格兰图景。《诱拐》中史蒂文森将人物历险与历史事件叙事结合,记录了苏格兰高低地的氏族与宗教之争以及苏格兰独特的地貌风情和物化文化符号,充分展示了他在小说创作中自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