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誨盜之書”到“祖國第一政治小説”——晚清的“新評《水滸傳》”

受西方與日本明治小説觀念與作品引進的啟發,晚清'小説界革命'蓬勃興起。對傳統小説的價值重估,也成爲其中一道搶眼的風景,而尤以《水滸傳》的'新評'最爲熱鬧。從認可傳統的'誨盜之書'起步,經歷日本《世界百傑傳》爲施耐庵立傳的刺激,在晚清多種小説雜誌上展開的《水滸傳》新論,總體上呈現出由讚賞文學意趣向揭示政治寄托轉移的趨勢。評論者貼近時代思潮與政局動向的現實激情,致使這部古典小説竟與自由意境、獨立精神、民權思想、民族主義、武德風範、無政府理想、立憲政治直至女權意識奇妙地掛上鉤。諸種最新學説的交匯,在以'祖國第一政治小説'相推許的《新評水滸傳》中達到高潮。由此,晚清的'新評《水滸傳》'也爲後人留下了值得深入探究的豐富遺産。

查禁与阅读:“四大奇书”流布的两种面向及思想史价值

明清统治阶层通过查禁促成“四大奇书”流布的“小说淫词”社会身份。“诲淫诲盗”作为一种批评话语,限定了“四大奇书”存在意义的多维阐释及与世人交流的沟通渠道。与此同时,近现代读者采用阅读式的审美批评,强调对“四大奇书”文本的直接体悟式品评,意图消解“诲淫诲盗”的先入之见,促成了“奇”性阅读趣味及读者心灵满足式、精神独白式批评的另一种接受局面。可见,关注查禁与阅读的交织之于通俗章回小说在不同时期的流布细节,能够揭示通俗章回小说在历史长河中被加以公共性塑造的文化必然性,多角度构建通俗章回小说的历代批评史。

论乾嘉之际小说禁毁的文化管理政策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实施文化专制政策最为严厉的历史时期,小说禁毁的文化管理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乾隆前期,继承康熙皇帝制定的淫词小说管理定例,查禁《水浒传》等小说。乾隆后期,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朝廷查禁违碍书籍,小说是其查禁的主要内容。嘉庆之际,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朝廷以为小说是“诲盗”之源,小说禁毁的管理政策依然严厉。总之,乾嘉之际小说禁毁的文化管理政策,影响了清代小说的正常发展。

明代《水浒传》批评的理论演进轨迹

明代《水浒传》批评，首先是社会对其存在的注意，广大读者以其阅读行为所进行的肯定式的“批评”，随着小说传播的广泛，必然引起政治层的注意，职业政治家田汝成首标“诲盗”说。然而单向的政治批判并不能回答社会的诸多期待，批评向社会历史与美学的二元批评演进。在容与堂本《水浒传》的评点中，叶昼为了确证小说的社会价值，对小说的艺术生命进行了论析，提出了一些有深刻理论价值的命题，初步建构了我国古代小说批评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的框架，为我国小说美学拓荒、奠基。

明末招安误抚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兼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的立场问题

明末农民起义招安问题异常突出,不光义军首领常模仿《水浒传》的英雄招安,明廷前后当政者亦因种种原因主张招安,双方就招安展开的博弈构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一大特色。明朝覆亡,经过反思,士大夫普遍认为招安误抚乃其一大原因之一,而这又与《水浒传》的传播影响存在直接关系。金圣叹恰在此时腰斩评改《水浒传》,显然是此种时代思潮有以致之,其目的在于配合当局从思想上驱除人们心中的"盗心",以防患于未然。那种认为金圣叹有借腰斩评改《水浒传》表达同情与鼓励农民起义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涉案影视片“毒害青年”论说的考辨

由于涉案影视片的法律叙事过度展现了犯罪过程,因而常常引发"诲盗"、"教唆青少年犯罪"、"毒害未成年人"等批评。在法治社会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当尝试以法律的视角重新分析评价涉案片,并对涉案片"毒害青年"的论说做系统地考辨,进而使涉案片的法律叙事通过案件表现人,歌颂美好的人性。

《水浒传》主题批判及“改邪归正”说的确立——兼谈金圣叹对明清两朝《水浒传》主题的影响

自《水浒传》诞生以来,对其主题的总结是多种多样的,明、清两朝甚至对《水浒传》的主题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联系小说的具体情节来看,各种说法都存在着以偏概全或过于模糊的倾向。以"改邪归正"来概括《水浒传》的主题则是比较全面的。明清两朝之所以对《水浒传》的主题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金圣叹贯华堂本的问世起着相当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水浒传》禁毁历程考察

《水浒传》遭禁,始自明代崇祯年间。《水浒传》的'诲盗'作用和功能,是《水浒传》遭到禁毁的重要原因。朝廷的禁毁政策虽然一直延续,但禁毁严厉程度和效果却在不同的时间或在不同的地域呈现出巨大差异。就时间而言,清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时期较为严厉,其中以康熙和乾隆时期为最;同治时期,环境较为宽松,但江苏地区较严;明代崇祯、清代咸丰、光绪、宣统时期,较为松散。就地域来说,康熙和乾隆时期,全国的禁毁政策都很严格;而道光时期的江苏和浙江、同治时期的江苏地区比较严格。禁毁政策可以缩小《水浒传》的传播范围和减慢传播速度,但并不能完全阻断它的传播。当环境稍有宽松,《水浒传》很快就出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