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说”视野下的主体性写作教学研究

中国明清时期的“性灵说”以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核心内涵在古代诗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其突出写作主体地位、追求“本色”“自然”语言、提倡写作源于生命和表现生命等主张对当前写作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写作主体缺失的现象具有指导作用。在写作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凸显写作主体,而不是将“他者”作为写作教学中的主导因素,要始终关注写作主体的地位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多元化、个性化的写作者,开展创新、创变的写作教学,从而使得学生能写作、会写作、爱写作,不断提高其书写能力。

清代性灵说与王学

清代中期诗坛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是以强调人的“情欲”为主要内容、以“生趣”为特征的。这不仅与晚明的性灵说一脉相承，也与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李贽的童心说一致。性灵派把诗人看作是领悟宇宙万物与“神”相通的圣者、智者，他们轻视“六经”，重视创作的主观精神，此乃轻视知识的王学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折射。“性灵说”的出现是王学在清代诗坛的复苏。

简论晚明以降诸“性灵”说

晚明以降,中国哲学出现了以"求真"、"贵我"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新哲学精神。受这一新哲学精神的影响,中国艺术领域、学术领域分别出现了提倡"性灵"的美学主张与学术主张。其中既有袁宏道、袁枚在文学领域里的"性灵"说,又有焦循、章学诚在经学与史学领域里的"性灵"说,从而体现了尊重个性的新思想在文艺与学术两个领域展开的思想历程,体现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在深度与广度的展开。

袁枚“性灵说”论略

本文具体分析了“性灵说”形成的基础，袁枚倡导“性灵说”的原因，“性灵说”的主要内容与观点。认为“性灵说”把诗歌创作与个性自由的要求联系起来，强调个体意识，肯定感性欲求作为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对以传统儒学为主体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取代．反映出一种要求解放传统束缚和文学自由的倾向，在清代诗歌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扭转诗风的重要意义。

本色独造语 青春率真文——由明清“性灵说”想到的

新课标特别强调写作要抒发真情实感，力求有创意有个性的表达等等新理念。从某种角度看，这些新理念似乎与明清时期的“性灵说”颇有遥相呼应之处。我们在此重温一下著名的“性灵说”，对于寻求现代作文教学的新思路，或许不无意义。

“性灵说”之“重生”美学精神

袁枚"性灵说"的实质体现出一种"重生"、"乐生"的美学精神。"重生"之"生",意指生命、生存。同时,"生"就是"性"。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德",就是孕育出生命,并且承载、维持着生命的延续。"大德",最大最美的善行,就是"生"。由此可见,中国美学"重生"。而袁枚的"性灵说"要求诗歌审美创作"发抒性灵",追求一种真实、贴切的生命体验而,"性灵"的实质就是"生"之趣、"生"之味与"生"之灵性,而"发抒性灵",就是"生"之趣、"生"之味与"生"之灵性的一种诗意呈现。

试论袁枚的“性灵说”与杨格的“独创论”

试论袁枚的“性灵说”与杨格的“独创论”●侯敏美学体系经常与文化的每一层面息息相关，每一层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皆有其独特性。然而，这并不能否认不同的民族在艺术思维上的共鸣和共振。因为“有许多古代民族和近代民族，初看似乎很不相同，而精神上却有一种...

唐诗“格调”论与诗人“性灵”说

清代的唐诗接受与各种诗论联系紧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的选评,先审是否符合诗教宗旨,然后论体裁、音节和神韵,既推崇雄健浑成的风格,亦欣赏冲淡清远的情韵,一归之于温柔敦厚的中正平和。这是一种能反映中国诗歌抒情传统与儒家正统思想关系的新"格调"论。袁枚在当时属于制度外的作家,论诗主张表现作者的真性情和个性,反对分唐界宋、标榜门户,批评一味模仿古人的"描诗"行为,强调作诗要不拘格套。这种"性灵"说主要是针对沈德潜的"格调"论而发的,对"神韵"论和"肌理"说也有针砭作用,可廓清诗坛的复古摹拟流弊。其个性解放意识的摧枯拉朽作用,拉开了中国古典正统诗学终结的序幕。

从《叙小修诗》看袁宏道的“性灵说”

袁宏道是晚明公安派的核心人物,其诗歌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性灵说"。他提出的"性灵说"也成为了公安派的核心理论。从首先提出其"性灵说"的文章《叙小修诗》着手,从"性灵说"的来源以及内涵等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林语堂的“性灵说”

本文揭示林语堂“性灵说”的基本内涵，并将它放到中国古代“性灵说”理论发展史和林语堂所接受与改造的浪漫主义、表现派理论坐标中进行综合考察，揭示林语堂以自己的个性爱好和对东西方文化的独特理解，对传统的“性灵说”理论所作出的创造性的综合与改造。并从文体论的层面，对林语堂的“性灵说”理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略论袁宏道“性灵说”的主体间性美学思想

主体间性美学思想认为存在是主体间性的，本真的存在必须消除主客对立，恢复世界与人的同一性。袁宏道的“性灵说”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注重创作主体的内心与审美对象的交融和同一。文章运用“主体间性”美学理论分析袁宏道的“性灵说”的美学思想。

心灵·性灵·才性:《文心雕龙》性灵说的三个维度

“性灵”是中国文论重要范畴,在明清时期“公安派”和袁枚那里体现得尤为显著。进行语源、学理、哲学考辨可以发现,“性灵”之“性”指事物的本性,作为人的自然天性有类伦常之性和个体之性分野,“灵”具有灵验、灵动性的人的思想感情、精神活动之义。具体到《文心雕龙》中的“性灵”,结合语境、语义,则“性灵所钟”之“性灵”可释为“心灵”,“性灵熔匠(性灵奥区)”之“性灵”可释为“性情”,“性灵不居”之“性灵”可释为“才性”。《文心雕龙》“性灵说”和时代哲学、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密切相关,是时代背景下的“性灵”说。《文心雕龙》“性灵”说和明清主于创作个体“真性情”的“性灵”说尽管有渊源关系,但也有哲学土壤和前者强调“宗经”等不同,这是必须辨别清楚的。

是谁首倡“性灵”说

刘勰是我国最早标举“性灵”的文论家。他的《文心雕龙》不仅在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提出了本乎“性灵”而归于“自然”的文学观， 而且在操作层面上发挥了《周易》的“立象尽意”说， 创立了“综述性灵”与“敷写器象”相济相成的意象说； 发挥了儒道两派的“虚静”说， 提出了在“蓄素以弓朋中”的基础上“虚静养气”、“率情入兴”的灵感论。因此研究“性灵”说，

“性灵说”与袁枚小诗创作

袁枚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诗人,同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他的诗学主张"性灵说",即诗歌之美贵在直抒胸臆,贵在自然。袁枚创作的小诗,具有形式小、选材小、立意新、情感真、语言平易、注重对细节的捕捉等特点。袁枚小诗创作特点与其诗学理论相呼应,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其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对清代中后期诗坛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良知·童心·性灵——儒家心学与诗学片论之二

阳明心学以“良知”的流行发用和虚灵明觉为特色 ,集儒家心性论之大成。其知行合一的致良知与识真己的主张 ,开师心自用之门 ,并被李贽发展为具有自然人性论倾向的绝假纯真的“童心”说 ;其心体虚灵之说则为公安三袁的“性灵”说所本 ,生发为独抒真情并妙悟自然的诗性智慧。这些都促进了中国诗学思想的发展。

清乾嘉间三大诗说并论

清代乾嘉年间,诗学十分发达,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与翁方纲的肌理说三足鼎立。沈德潜的"格调说"实质就是温柔敦厚的风雅说的外现,强调诗歌应"理性情""、善伦物",同时"亦须论法"。袁枚的"性灵说"也讲"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恰恰是与"人伦"相对的童心、个人、自然、生命,是生命与情感的感动与兴会,尤其是灵机的一动,尽管从根本上说这些与孔门诗学并不相违。针对格调、性灵等说,翁方纲提出了大不相同的"肌理说",主张诗歌应该义理、肌理、文理三者皆备。其中,"义理"是其最深层,"肌理"是中间层,"文理"是表层,三者地位不同,其实则一。三家诗说既相区别,又有相通之处,它们既是乾嘉时代精神的不同反映,又一道反映了乾嘉文化的博大繁荣。

佛性 童心 性灵──禅宗与诗话理论关系探讨之一

佛性童心性灵──禅宗与诗话理论关系探讨之一胡遂大约慧能禅宗对印度传统佛教的最大改造，就在于高度倡扬人本精神，彻底否认对外在权威的迷信，坚信我即是佛，成佛之道在自力自度自救。这是源于慧能排宗最基本的思想──佛性论而来的。佛性论是慧能心性理论最根本和核心...

性灵写作 心动成诗——性灵写作教学初探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里的这句话掷地有声，穿越历史的时空如今依然回荡在诗意的天空。公安三袁的“性灵说”强调文学创作要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现真实情感，追求个性风格。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提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作诗不可无我”，也就是说，

乾嘉朴学与乾嘉诗派的递变

任何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源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乾嘉朴学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受其影响,乾嘉诗坛的"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先后入主诗坛,它们随着乾嘉朴学的历史轨迹的演进而递变,体现出各自的独特追求和审美理想。学术研讨与文学流派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