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荀三家说《诗》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儒家学派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用《诗》、说《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孔子着重从道德教育角度以兴说《诗》,孟子注重从辩难角度以意说《诗》,荀子则擅长从修辞角度来阐述《诗》的文学价值。三家说《诗》不同之最大原因在于时代赋予的命题不同。

郑玄以礼说《诗》学术渊源探析

以礼说《诗》,是郑玄笺释《诗》的重要方法,他依据礼书诠释《诗》中涉礼的诗篇,从而构建起一套以礼说《诗》的完整体系,若探其方法之渊源,远可溯至先秦诸子论诗,近可取于两汉四家诗,以上虽未形成明确的体系,但其中以礼解《诗》的倾向,极大地促成了郑玄这一重要方法的定型。

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

论以礼说《诗》的因缘、源头及相关原则

本文认为以礼说《诗》的因缘、源头在于《诗经》反映周礼的客观实际。《左传》可以证明以礼说《诗》的阐释实践早在孔子之前,孔子的言论不是以礼说《诗》的源头。以礼说《诗》应该遵循实事求是原则。

汉代“《诗经》学”说《诗》方法浅探

汉四家对《诗经》的解说,运用的是"取《春秋》,采杂说"的方法。这种方法具体包括用史说《诗》、用礼说《诗》、用谶纬说《诗》、用美刺说《诗》、用稗文野说说《诗》、用神话传说说《诗》。虽然在解《诗》过程中,四家各有侧重,但是这些做法,还是为各家所共有。

以“臆”说《诗》——明清之际《诗经》文学诠释主体的张扬

明清之际以金人瑞、贺贻孙、王夫之等为代表,上承中晚明戴君恩、钟惺等以"臆"说《诗》的余绪,挣脱"经"的束缚,充分张扬诠释主体的主动性,潜入《诗经》的艺术世界,展开想象,实现了艺术再创造。这种诠释符合文学规律,是对《诗经》的文学诠释,为《诗经》学尤其是为文学诠释《诗经》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朱熹“以《诗》说《诗》”阐释原则的诗教意义

"以《诗》说《诗》"是一种探寻《诗经》本义的阐释方法,突破了汉代由《诗序》所确立的将《诗经》政治化的阐释传统,为《诗经》的审美阐释开辟了道路。在这种阐释原则的主导下,朱熹重申了《诗经》的情感本质和"言有尽而意无余"的审美兴味。对《诗经》本质的重新阐释,使得朱熹建立起一套与《诗序》所确立的"《诗》教"传统迥然不同的诗教体系,把诗歌教育的发生与实现机制理解为以"情"为枢纽的感兴过程,其最终的目的是使读者"思无邪"。

“诗可以兴”和孔子说《诗》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理论成熟得最早。两千多年以前,儒家文学批评创始人孔子,已经在他的诗论里提出了文学应该为政治、道德服务的理论,肯定了文学的认识功能。集中反映孔子思想的《论语》以及其他一些儒家著作记录了孔子的文艺思想,其中以“诗教”为中心的论述占有相当的比重,并且对后人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尽管先秦时期并不存在独立的文学概念,可是孔子的诗教理论却一直延续下来,不断地有人继承。

朱熹《诗》说与《诗序》异同研究之检讨

朱熹《诗经》论说与汉代毛郑旧说的关系是《诗经》学史中的重大问题,朱熹与《毛诗序》存在重大分歧,由此形成尊《序》用《序》与疑《序》废《序》两种截然不同的把握诗义的进路。然而朱熹对《诗序》的疑废态度自明清以来受到学界的挑战质疑,姚际恒更言之凿凿地指控朱熹“从《序》者十之五”。当代学者步武姚氏的足迹,运用更精密严谨的量化统计方法来研治此问题,取得丰硕成果。然而迄今为止,学界的研究结果仍存在极大差异,难以取得一致结论。本文针对当代15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做全面检讨和反省,除检视其研究程序和评析所得出的结论之外,更聚焦方法的使用,希冀以此做为进一步研究与解决此问题之基础。

论方以智《诗说》“正变”观及其诗学实践

《诗说》是方以智为数不多的阐发诗学理论和进行诗学批评的专章。它基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正变”观,针对明代诗坛的时文风气,结合三教融通的哲学方法,阐明了理想化的诗歌发展理念:正变相济、融会通变。其诗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说》中的“正变”观,又与其存在着矛盾而统一的关系。

以文解经:从《诗说》看姚鼐的解经特色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也是文士说经行列中的杰出代表。他所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的治学理念,既是其文学思想的基石,更是集中体现在其经学实践之中。一方面,他提倡“沟通汉宋、发扬义理”,主张摒弃门户之见,推动儒学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他反对将文章与考据对立起来,提倡“以文解经”,认为即使是考据之辞亦当字斟句酌。其晚年著作《九经说》集中体现了其治经理念,其中又以第七卷《诗说》最为典型。在其《诗说》的论证诗旨、训释词句、考据名物这三类篇目中,可以看出姚鼐摒除门户之见以求经之真义的不懈努力,亦可发现其所提倡的“以文解经”的一些优势与缺陷,并且其中一些具体的治经成果到现在仍还有着参考的价值。

“以《诗》说《诗》”与“以《序》解《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基本原则研究之二

本文认为'以《诗》说《诗》'是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朱熹对'以《序》解《诗》'的辩论之上的。文章着重从朱熹对《毛序》主要弊端的辩驳,阐释了朱熹是如何建构其'以《诗》说《诗》'原则的。'以《诗》说《诗》'不只是一个《诗经》诠释的原则问题,更是一个主体审美精神张扬,'还原'审美意蕴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重要体现。

上博简《诗论》的说《诗》特点

上博简《诗论》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与传统可见文献的说《诗》方式相比自有一番别样。对于《诗》学传统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其说《诗》方式上的重大突破,有着不同于传统的说《诗》的角度、方式和特点,形成了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系统性、有构架的、自有的语言体系的说《诗》系统,为后世说《诗》、用《诗》和习《诗》提供了导向和启发。在《诗论》中不仅展现了道德修养、礼仪、情感的关系,而且体现了《诗论》作者对其关联的理性思考和生命体验,其深刻意义就在于后者。

上博简《诗论》的说《诗》方式

上博简《诗论》是一部《诗》学散论。它对于《诗》学传统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其说《诗》方式上的重大突破,有着不同于传统的说《诗》的特点和方式,而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诗教思想的形成和传承意义重大。

新发现的吴敬梓《诗说》刍议

朝廷功令使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互为表理桎梏人的思想。吴敬梓的《诗说》承顾炎武等重实际、重实证的学风，努力冲破以体悟人伦"天理"为指归的理学途径，转向以知性主体精神和具有实证特点的治学方法来治经，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诗说》中《女曰鸡鸣》、《简兮》等章则所表现的对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可以与《儒林外史》互相发明、相得益彰。

吴敬梓《诗说》与《儒林外史》

以前,吴敬梓虽然有一些诗文传世,却没有一部学术著作来说明他作为思想家的学问功底,上海图书馆所藏清抄本<文木山房诗说>的发现,弥补了这个缺憾.①本文拟就<诗说>及其与<儒林外史>的关系作一简要论述,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佚著的关注.

论朱熹《诗集传》之“淫诗说”

朱熹的《诗集传》一书,是朱熹受有宋一代疑古思辩之风影响,继欧阳修、苏辙、郑樵三氏开《诗经》学怀疑派之先河后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书虽每间采毛、郑之旧说,“也还有几分道气”(傅斯年《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但却坚持自己《诗》、《序》相分,以《诗》说《诗》的原则,不把诗和史妄加牵合。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孔孟“用《诗》”和“说《诗》”比较分析

孔子和孟子在其重要思想著作中经常引用《诗经》和论说《诗经》。但是他们在用《诗》和说《诗》中有各自的特点,存在一些区别。通过考察孔子和孟子的代表作,即《论语》、《孔子诗论》和《孟子》中的用《诗》和说《诗》情况,分析其用《诗》形式、用《诗》目的以及在说《诗》中所体现的《诗》学理论。